内阁在国家独立50周年国庆时，笨拙与不负责任地处理留台生黄明志的改编国歌事件，激起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更大异议，证明马哈迪给予的“半桶水内阁”标签是贴切的。

越来越多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对马华、民政、巫统及其他国阵成员党部长及领袖分不清重大与不重大课题而反感。

首相阿都拉证实，内阁在周三花了很长时间（《马来西亚前锋报》报导“我们讨论了很久”）讨论黄明志改编国歌而向政府及人民道歉的事，因为“它是重要或重大的课题”（《太阳报》）。

没有人会怪罪内阁讨论黄明志事件，但当部长们没有时间讨论更大与更重要国家大事时，国人有权要知道，为何我国缺乏一个较肯献身、能干、专业与爱国的内阁！

大马正面对着许多比黄明志的6分钟饶舌歌曲更重要的国家大事，而且这些大事必须获得内阁周三会议中加以关注，如：

• 首相及其内阁在国家独立50周年国庆之际，在过去45个月来没有言行一致地兑现建立一个清廉、不贪污、有效率、负责任、可信赖、公正、开明及准备听人民讲真话的民主政府之承诺。
• 46亿令吉巴生自贸区丑闻，阿都拉违背了不拯救超级计划的誓言。围绕在国人脑海中的问题就是，为何这起空前严重的财务丑闻发生后，没有人被绳之于法。
• 前全国总警长敦哈聂夫在周日惊人的透露，即“只凭高级警官的生活方式，他们之中就有40％在不必进一步调查下就可以被捕”。在《警察皇家委员会报告》出炉后的27个月里，为何3502名助理警监至全国总警长的高级警官当中的1400名（40％），没有任何一人遭反贪污局对付。
• 单方面、专制与违宪地修改各族先辈们在半个世纪前争取独立时所达致的建国基础原则——独立社会契约及马来西亚协定。
• 在上海交通大学最新公布的2007年全球500最佳大学排名榜上，大马的大学一连5年榜上无名。
• 国家陷入宪制危机与僵局，因为自丹斯里茜蒂诺玛退休后，首相提名的马来亚大法官人选在两次的统治者会议上都不受接纳，而引起了统治者会议到底是一个橡胶印，还是他们在确保良好施政方面扮演重要的制衡角色问题。

内阁在周三是否有时间讨论这些比黄明志事件更加重大的课题？如有，为何政府没交待内阁作出的决定？

另一项问题是内阁深入讨论黄明志事件的方式与结果。

《星报》报导“内阁：接受道歉，但学生须面对法律”。《太阳报》的封面报导则不同“现在谁后侮？－内阁不接受道歉及污辱国歌者必须面对后果”。

内阁已让本身沦为笑柄。内阁到底有无接受黄明志的道歉。如果已接受道歉，为何仍有部长要总检察长提控黄明志，这是首相及巫统部长，包括纳兹里、再努丁及莱士耶丁所表达的明显信息。他们都要黄明志被提控。其实，根据再努丁，这也是林敬益周三在内阁中的立场！

马华的部长们必须交待，为何他们明知无法说服巫统部长及要求内阁接受道歉下，仍向黄明志及其家人施压？

内阁可以接受两名国阵国会议员莫哈末赛益（野新区）及邦莫达（京那巴当岸区）在国会中发表恶名昭彰的“月漏论”，在发表有关羞辱与贬低女性后作出未具诚意的道歉，但是却没让他们面对国会的纪律制裁，内阁是否具双重标准？

最可耻的是，大马政府竟将整个政府的力量，用以打压一名24岁的唱饶舌歌大学生。

黄明志以粗言粗语、无厘头的表达方式，甚至利用国歌及国旗，虽是错误之举，但当局动用整个政府机制，甚至出动到内阁来惩罚与妖魔化一名已经公开道歉的24岁大学生，这的确可耻。

其实，黄明志表达出百姓不满心声的爱国精神应受赞扬，他说出了警察贪污、公共服务的官僚作风、华教受歧视及当局不敏感，这些都是全体爱国人民的心声。

马华的部长们至少应要内阁解决黄明志在其饶舌歌中表达的心声，但马华部长完全没办到，内阁完全漠视它所传达的信息。这是针对“半桶水内阁”所作出的控诉！

持续迫害与妖魔化黄明志只是会让独立50周年国庆蒙上阴影，导致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彼此之间更加被疏离、更加互相不满与更不团结。

阿都拉应快刀斩乱麻，接受黄明志的做法是爱国之举，而且他的做法并非不尊重国家象徵，尽管他的表达方式显得粗野。他也应该要求结束有关喧闹，劝请各方从中吸取正确与积极的教训，以便能够尊重多元意见及言论自由，缔造更大的国民谅解、容忍、弹性及团结。

针对武吉干当20死9伤长巴翻覆惨剧，交通部长陈广才除了自己之外把责任归咎他人。这起惨剧自45个月前的彭亨立卑巴士撞毁造成14人身亡及26人受伤事件后就不应再发生。

立卑惨剧是在首相阿都拉於2003年11月31日上任的首个月内发生，它引起举国震动，首相下令陈广才确保类似惨剧不重演。

然而，周一在南北大道229公里处发生的武吉干当惨剧并非是唯一的惨剧。在去年7月，高渊也发生一起11死35伤的巴士撞毁事件，死伤者原本是要到大山脚参加圣安娜庆祝仪式。

立卑惨剧在45个月前发生后，交长及国人喧嚣好一阵子，我当时提醒首相，他的政府必须从过去的惨剧吸取教训，即为何政府在过去13年里无法遏止公路惨剧继续发生，导致大量的人命及财物损失。

我曾担心，即‘政府及公众担心高车祸率及死亡率的最新高调动作，不应沦为自1990年以来许多例子那般快地被遗忘掉’。

1990年加叻大道发生一起17人丧命的车祸后，政府既成立一个道路安全内阁委员会，它立下的目标，根据1989年的数据把2000年的车祸死亡人数降低30％。

然而，该委员会不但没达到原定目标，车祸死亡人数没有下降30％，反而逐年上升，曾经一度比1989年数据高出67％！

在1989年，车祸死亡人数达空前的3773人。如果该委员会达到降低30％的目标，到了2000年时，死亡人数不应超过2641人。然而，自该委员会成立的13年后，车祸丧生的人数飙升，在1996年就有6304人魂断公路上。

该委员会成立后的13年，即1990至2002年里，总共有7万零749人死於公路意外，而伤者人数高达53万7689人。

该委员会无法达到目标，以及从1990年至2002年的13年间造成7万条无辜人命的损失、超过半百万人受伤及国家损失超过700亿令吉财物。这个问题的主因，就是当局缺乏政治意愿及内阁部门没负起责任遏止公路惨剧的发生。

自阿都拉出任首相之后，这种惊人的情况没有改善，政府依旧缺乏政治意愿及内阁部门没负起责任来遏止公路惨剧的发生。

因此，单在去年，国内就发生了30万起车祸及有6400人丧命。

武吉干当长巴翻覆惨剧发生后，除了本身及负责的政府高官外，交长把矛头指向每一个人。

首先，公众被告知，肇祸司法面对两张逮捕令及13张未缴付的传票，以及有关巴士公司未拥有川行新山至亚罗士打的准证。然后有报导说，经检调查后发觉，肇祸司机“差不多违反所有交通条例”，他接到的传票数目不只这些，他所驾驶的其他3辆交通工具，也接到至少39张传票。

如果45个月前提出的各项防范措施能获得各有关当局的重视，包括交长能够定期检查有关措施的落实，那么2003年11月30日的立卑惨剧发生之后，高渊及武吉干当惨剧根本就不会再发生。

我们不缺少遏止公路惨剧的方法，唯一缺乏的就是落实这些方法的政治意愿及责任感。

政府应针对夺去20条人命的武吉干当长巴翻覆惨剧进行公开调查，以了解为何当局未从45个月前立卑巴士14人身亡惨案吸取教训，以及要有关当局及负责人负起相关的责任。

在目前，除了自己及负责道路安全的高官外，陈广才把矛头指向每一个人，而人人都知道，陈广才在过去45个月由于无法扮演好其部门的角色，而失去公信力、权威及正当性。

武吉干当惨剧发生后，他警人说，若一辆巴士涉及致命车祸，全公司的巴士将必须停驶。

这是可行与实际的解决方案，还是矫枉过正的反应？或者更糟的是，这项建议只是志在引起全国哗然，以转移人民对交长及高官们必须对惨剧发生负起全责的视线？

如果一辆巴士涉及死亡车祸，全公司的巴士就必须停驶，那么陈广才是否接受，如果类似武吉干当惨剧发生，交通部长必须引咎辞职？

首相阿都拉表示，他将要求交通部长陈广才解释为何杰巴阿里国际公司去年致函给陈广才反映其对巴生港口自由贸易区进展的担忧，却未获得答复。

这是他对《太阳报》昨天的封面头条新闻所作出的回应。该报昨天指杰巴阿里国际公司退出巴生港口自由贸易区交易是因为出现政治干预、繁文缛节及杰巴阿里国际公司与巴生港务局（PKA）签署的管理合约遭违反。

杰巴阿里国际公司的执行主席苏丹阿末苏来曼及其高级副总裁（国际运作）希特分别于去年的3月11日及5月29日致函给陈广才，但皆没获得回复。

陈广才不仅必须解释他在杰巴阿里国际公司撤出巴生港口自由贸易区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身为交长的他也必须公开交待这46亿令吉巴生港口自由贸易区丑闻。这项原本耗资11亿令吉的计划当初是以不必花半分钱公款的“可行与自资”开始，现在却沦为政府耗资46亿令吉所拯救的计划。

昨天，阿都拉向有1200名代表，包括部长、州务大臣及首席部长出席的“2007年国家资产与设备管理大会”时说，政府必须对付那些负责维修公共建筑物、但公共建筑物却损坏不堪者。

让阿都拉以46亿令吉巴生港口自由贸易区丑闻作为启开负责任文化的开端，而将所有涉及46亿令吉巴生港口自由贸易区丑闻的公职人员，将内部层次及以下的官员绳之于法，否则阿都拉政府的所有负责任言论将只会沦为空谈，变得亳无公信力。

在46亿令吉巴生港口自由贸易区丑闻上，阿都拉个人必须交待为何他又再次违背他出任首相时所许下不再拯救超级计划的承诺？

除非首相有很强的理由必须启动新的拯救天文数字超级计划循环，否则首相应解除国阵在国会中的党鞭制，让国阵国会议员自由表态反对即将在8月27日复会的国会会议时提出的46亿令吉巴生港口自由贸易区的拯救配套。这是因为投票支持这46亿令吉拯救配套者，也将必须对这起丑闻负起全责。

首相阿都拉应在明天的内阁会议上，提呈国内最著名全国警察总长敦哈聂夫在其《星报》星期天的专栏文章——《监守自盗》。哈聂夫在文章中痛责国内3个“极其重要机构”——警察部队、反贪污局和总检察长署的差劲表现和失责。

哈聂夫在其专栏中提到，他曾向由他担任署理主席的皇家警察调查委员会指出，“警方贪腐问题极为猖獗，一名非常资深的反贪污局官员曾私下向我和另一名警方退休高官透露，只要严格单凭他们的生活方式，高达40%的高级警官可以在无需进一步调查的情况下被逮捕”。

他写道：

“一名州总警长能够拥有总值1800万令吉的身家。我和我的朋友看着警方在贪腐泥沼中越陷越深。”

“那只是日常谈话，但这番高尔夫球场上的嘲讽话语却让退役的警方官员感到无地自容；而我们甚至为这些被揭露的真相和所牵连的一切感到十分震惊。我们服务多年的警队，一支为我们带来这么多经验，以及付出这么多努力，为我们带来无上荣耀的警队，是否会在预期中的反贪污局行动中被摧毁？”

“我还是忍不住想对反贪污局官员说，他的确在执行其任务，而他的反贪腐斗争是我国最重要的一场战役。不过，我希望他能有效地杜绝贪腐，同时不至于毁掉长期为国服务的马来西亚皇家警察。”

哈聂夫担心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将因“有效地杜绝贪腐”的运动中蒙受巨大损毁，已证明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自2005年5月公布皇家警察委员会报告书后，高官贪腐而不受惩罚的文化继续蔓延，而那些“只要严格单凭他们的生活方式，就能在无需进一步调查的情况下被逮捕”的1400名高级警官，没有一人会被逮捕和被提控。

皇家警察委员会报告书指出，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在2004年共有9万256名警员，其中3千502名各阶高级警官隶属警长以上，即：

全国警察总长（IGP） 1名
全国副警察总长（DIG） 1名
总监（CP） 6名
副总监（DCP） 18名
第一高级助理总监（SAC I） 27名
第二高级助理总监（SAC II） 56名
助理总监（ACP） 148名
警监（SUPT） 376名
副警监（DSP） 792名
助理警监（ASP） 2,077名

总数 3,502名

若“只要严格单凭他们的生活方式，高达40%的高级警官可以在无需进一步调查的情况下被逮捕”，我们是在探讨一个惊人数字——3502名从助理警监到全国警察总长的高级警官当中，涉及者高达1400名。

内阁明天是否准备要求反贪污局解释，为何在首相将铲除贪腐列为其最高议程的过去45个月来，反贪污局却无法逮捕1400名高级警官中的任何一人？

或者内阁部长不敢质问反贪污局，是因为他们也害怕遭遇同样的控告，而致使他们“只要严格单凭他们的生活方式下，也能在无需进一步调查的情况下被逮捕”？

若内阁完全回避哈聂夫在其《星报》星期天专栏针对3个“极其重要机构”所作出的指控，那么内阁将被视为失责，因为在我国内阁制度政府中，制止警方、反贪污局和总检察长署三造贪腐的最终责任必须由内阁承担。

若内阁是爱国的，那么内阁明天就不能逃避责任，以为国家庆祝独立建国50周年之际作出正确和适当的决定。而所有部长亦不能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默不吭声”来逃避责任。

内阁明天所必须达致的正确、适当与爱国的任务是制定两项政策性决定，让我国独立建国50周年庆典深具历史性、有意义和值得全体国人纪念。一，成立由皇家警察委员会所建议的“独立警队投诉和行为不检委员会”（IPCMC）；二，让反贪污局完全独立，不再隶属首相署，只向国会负责而非听命于当今掌权者。

国会廉正特选委员会将在明天早上10时于怡保（霹雳州议会）和星期四早上10时于亚罗士打（吉打州议会）举办两场公听会，以吸取公众关于贪腐和国家廉正大蓝图的看法与意见回馈。这将提供机会让国人表达他们对贪腐和廉政的各种问题和挑战的想法。

2005年5月出炉的警察皇家委员会报告是为了打造一支不贪污、有效率、专业及提供世界级服务的警队，以便能够降低罪案、铲除贪污及尊重人权。但是在该委员会报告出炉27个月后，警队不仅比阿都拉出任首相之前更加腐化，甚至连反贪污局及总检察长署也同时玷上“监守自盗”的污名。

这项严厉的批判不是来自反对党领袖或非政府组织，而是值得尊敬、在任最久的前全国总警长敦哈聂夫奥玛，他也是警察皇家委员会的副主席，他在《星报》周日专栏对上述3个“重要机构”作出“监守自盗”的控诉！

在该委员会为打造一支不贪污、有效率及专业的世界级警队所作出的125项建议落实后，原本大家都应赞扬警方已作改革之际，哈聂夫对警方腐化的谴责，却比该委员会作出的更加严重。

哈聂夫在其专栏中提到：

“我告诉皇家委员会说，警方的贪污问题猖獗到一名非常高级的反贪污局官员偷偷告诉我，以及另一名已退休的高级警官说，只凭高级警官的生活方式，他们之中就有40％可以在不必进一步调查下被捕。一名州总警长拥有总值1800万令吉的净资产。我和我的朋友看着警队日益深陷在贪污泥沼之中……。

我告诉该名反贪污局官员说，他身负重任，因为向贪污宣战是国家面对重大战役，但我希望他能有效地在不摧毁为国贡献良多的大马皇家警察下铲除贪污。”

但是，随着该委员会报告出炉后，警方有什么表现？

哈聂夫指出，虽然报告出炉已有2年多，但“警方仍未擦亮它的形象”。

他写道：

“它仍沉陷在泥沼中。要我说出原因吗？高层显然分成两派，结果影响下级官员。因此，一派逮捕了所谓的黑帮头子后，另一派及反贪污局则盘问执行逮捕任务的警官，因为他们认为第一派是要消减另一派的线人。

一派以全国总警长为首，另一派以一名获得副国安部长支持的警察总监为首，我们能相信谁？他们在两个极端中。全国总警长及副国安部长皆互相指控对方贪污，双方都被反贪污局调查，呈给总检察长的报告内容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所知的是，总检察长已宣告他们无罪。因此，他们俩之间，我们要相信谁？

因此，IPCMC显得重要，因为它能够提供我们找出真相的工具。总检察长经过如此长时间研究后，仍不让IPCMC见天日，可见总检察长对问题的严重性及其对刑事司法制度影响的了解程度去到哪里。总检察长本身的顽固及他最近数起大案中的“挫败”，加上一些大案在他手中没有下文，已令他失去公信力，这是很可悲的，因为总检察长署是刑事司法制度下第2个重要机构。

因此，我们的重要机构去了哪里？反贪污局是另一个重要的机构。它近几年里严打高层猖獗贪污的记录非常糟透，导致贪污文化在公共领域中普遍滋长。我要在此说明：只在口头上说或只对付低级官员并不能铲除贪污。低级官员将因为高层贪污能够消遥法外而更加大胆。”

面对我国最著名的前全国总警长的这种合情合理批判，上述3大机构的领袖都应感到羞耻。

目前的罪案及贪污情况比45月前警察皇家委员会成立时更加严重，全国总警长有什么话说？

尽管“只凭高级警官的生活方式，他们之中就有40％可以在不必进一步调查下被捕”，但是在过去27个月并没有没有任何高级警官落网。反贪污局总监有什么话说？

总检察长拖延两年多之后，仍拒绝提呈IPCMC法案予国会，他本身对这种缺乏专业精神做法有什么话说？

然而，还有其他人必须对哈聂夫昨天的批评感到无地自容，他们就是首相及整个内阁。

随着罪案及贪污日益猖獗，首相阿都拉面对一项危险——既被标签为我国50年历史上最糟糕的警察事务部长。

警察皇家委员会并没有成为他最大成就之一，反而成为他最大包袱之一，除非他准备当一名亲力亲为的部长，确保该委员会所建议的125项建议获得全面落实。

就让人民向首相发出一项明确的信息，即阿都拉必须拿出政治意愿，在8月31日之前宣布成立IPCMC，遏止警方、反贪污局及总检察长署3大重要机构的日益腐化，那么国家独立50周年的国庆庆典才显得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