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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未失控”的宣布在国会被纳兹里粉碎

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在哈瓦纳作出“我还控制”宣布,被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纳兹里在预算案辩论代首相作答时的不光采不符国会行为全面粉碎,这只能意味着纳兹里本身对政府的方向失去信心。

在哈瓦纳,首相宣布“我在控制”来回应批评,以証明对本身的政府没失去控制来确定他的权威。

他说,他致力于改革国家,但将以“我的方式”进行。他说,只因为有部长在一些事情上持不同看法就指他失去控制的人是错的。

其实,阿都拉在出任我国第5任首相35个月后,仍必须作出“我还控制”的宣布,等于此地无银叁百两,証明他的领导方向及对本身内阁与政府的控制出了很大的问题。

我国的前4任首相当中,没有任何一人必须在上台3年后宣称他仍控制内阁及政府。

今天国会中发生的可耻一幕也突出了这一点,纳兹里一反常态的完全不回答任何附加询问,在不理会朝野国会议员是否明白之下,匆匆以子弹快车的速度唸出答覆。

他完全不让国会议员有机会要他解答许多在预算案辩论中提出的问题,包括阿都拉是否已失去对内阁及政府的控制、没有身体力行的落实肃贪、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如成立IPCMC等大选改革承、恢復公众对司法独立与法治信心,以及涉及阿都拉女婿凯里及儿子加马鲁丁与史格米的许多政治及经济争议。

随着世界银行日前发表的全球政监管指数报告中,公布受调查的213个政府从1996年至2005年的表现,大马的排名再度滑落后,上述答案显得更加迫切。

大马在6项施政领域,即心声与公信力、政治稳定、政府效率、管制素质、法治及抑制贪污上的表现,除了政府效率稍微可取之外,其他领域皆皆10年前糟糕。

在贪污课题上,指数考量依据公共势力被利用以夺取利益,包括巧取豪夺的贪污行为,以及“精英与私人利益集团夺取国家利益‘的程度。

在这方面,大马的得分从1996年的75.6%下跌至去年的64.5%。2000最低,2003年回弹至68.1%,之后则回退。

在法治方面,它的考量是根据罪案发生率、暴力及警方表现、执法及法庭作出,大马得分从78.5%下跌至去年的66.2%。

大马政府”制定与落实允许与促进私人界发展的可行政策及条例”能力的指数,也已滑落。

在“管制品质”指数下,大马在10年前得80.4%,在2000年跌至59.1%,过后几年开始回升,但在去年又回跌。

大马在心声及公信力方面取分最低,指数是根据一个国家的公民参与选举政府、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以及媒体自由程度为准。

它显示出,在1996年比大马好的国家有79.5%,但在10年后的2000年,80.4%的国家比大马好。领先的国家顺序为丹麦、芬兰、挪威,大马被夹在非洲的狮子山与马拉威之间,排名第137。

在东南亚国家当中,汶莱、寮国、越南及缅甸排名比大马差,但泰国、新加坡及印尼却比大马强。

我要问纳兹里有关大马在世界银行全球政监管指数报告中的差劲表现问,题因为它们与阿都拉在哈瓦纳的“我还控制”宣布及他有“息己的方式”落实改革承诺大相径庭。

儘管面对来自行动党国会议员,尤其是卡巴星(武吉牛汝莪)、冯宝君(华都牙也)、章瑛(大山脚)、曹观友(丹绒)及材峰成(峇眼)的打插提问,纳兹里都反常的拒绝让路,并匆匆唸完声称有80页的答词后就突然结束,明显的,他的心不在他国会读出的答案上,以及他对如果回答的问题没有信心。

阿都拉的哈瓦纳声明发表还不到24小时,纳兹里就在国会中作出不符国会的行为,他是否真正的控制其内阁及政府的问题目前又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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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根成了“中拳后眩晕”的边缘人

遭巫统及巫青团重拳猛击,指他忽略、歧视与边缘化檳州马来人后,檳州首席部长丹斯里许子根博士成了“眩晕”的边缘人。

根据拳击用语,一名拳手被对手连续击中头部后,会出现“中拳后眩晕”现象,行为会有些混淆、茫然及摇摇晃晃的。

巫统不断指责檳州马来人被忽略、歧视与边缘化,并作出系列要求,包括:
‧    将檳州首席部长职轮任;
‧    把檳岛颁布为联邦直辖区;
‧    解除许子根的檳州水务局主席职;
‧    委任副首席部长为檳州发展局主席。

巫统中央领袖也大力支持檳州巫统及巫青团的施压行动,如:
‧    巫青团副团长凯里要政府订下檳州马来人停止被忽略、歧视与边缘化的目标与限期;
‧    凯里指檳岛的马来人已被驱到威省及吉打,目前只剩浮罗山背有马来人;
‧    巫青团长拿督斯希山慕丁警告许子根,他必须与檳州巫青团对话,儘管许子根在巫统丹绒区部党所开幕仪式上已被公开羞辱,不仅区部主席拿督阿末哈惹当他透明,而且浮罗山背巫青团还在场拉布条抗议许子根;
‧    副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指示许子根让出更多行政权力给巫统的副首席部长,以显示他是檳州的各族人民的首席部长。

在不断遭到攻击下,许子根难免会出现“中拳后眩晕”现象,不少人会因此同情他的遭遇,即如很多人对当了22年专制首相后的敦马哈迪竞选古邦巴素巫统中央代表败落后的反应。

结果,许子根患上媒体恐惧症,因为每公开说一句话,都将召来巫统或巫青团的进一步攻击。目前他说,他不会在媒体针对巫统及巫青团作任何评论,而将采用“国阵现有沟通管道”,証明他挺身替巫青团长希山慕去年挥舞马来短剑辩护,以及后来帮他扛更大把的马来短剑所作的努力全都白费心机!

看来在檳州马来人被指遭边缘化背景下,真正成为“边缘人”的是许子根!

檳州马来人有被边缘化吗?

过去13年里,檳州出了副首相及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在1993年10月出任副首相直到在1998年被逐出巫统为止,拿督斯里阿都拉接任副首相职,并在2003年10月升任首相。

如果檳州马来人在许子根出任首席16年来被边缘化,巫统中央领袖肯定难逃忽略檳州马来人利益的责任因为过去13年里,巫统的最高领袖,即正、副首相是来自檳州。

许子根敢向巫统及巫青团领袖指出这个事实吗?民政党主席拿督斯里林敬益敢在内阁中向巫统同僚提这一点吗?

无人能否认,儘管檳州相对上,人均入息较高及贫穷率较低,仍有有马来人被边缘化,即如州内有华人及印度被边缘化那般。

但到底是谁将檳州马来人边缘化?任何的研究都将显示,巫统领袖必须负起最大的责任。

檳州巫统及巫青团要求轮任首长是长期性的课题。这种要求可以在其他州属提出吗,譬如要求霹雳、雪兰莪、森美兰、柔佛的州务大臣及马六甲与砂拉越的首席部长职轮任?

或者在中央政府方面,我们可以要求副首相,甚至首相职轮任吗?

国阵在1994年州大选后,诱使团结党州议员跳槽而推倒团结党州政府后,在沙巴实行首长轮任制约10年,但目前巫统已忘了轮任制,因为它已达到夺取沙巴州政权的目标。

结果,沙巴的卡达山杜顺族不仅在本身州内是大马最被边缘化的族群,甚至在经济、政治及人口上被阉割,沙巴的非法外来移民人口已高达175万人,远超沙巴的土生民族人口,后者只有150万!

当我们谈到边缘化时,我们必须承认,国人在许多不同的领域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宗教、人权等被边缘化。

我国在1957年独立时,对马六甲有一项社会契约,即州元首及首席部长将分别由马来人及华人轮任,如果州元首是马来人,首长必须是华人,如果首长是马来人,州元首就是华人出任。结果这项契约只获遵守一届,自从敦梁怡皋在1957年8月31日担任州元首至1959年8月30日后,这项契约就一直被背弃47年。

在独立初期,我国的财政部长及工商部长由华裔担任,但目前却只剩下副财长及副贸工部长由华裔担任。

巫统及巫青团领袖是否准备接受马华及民政党的这种纠正大马华裔在政治上被缘化的要求?
星报在8月22日刊登了大马回教研究院(IKIM)一篇题为“揭穿多元文化主义“的文章,它突出国人在宪法、宗教及人权被边缘化的问题。它说:

“通过一个回教国的大马,其他宗教得以兴盛,我们根据一个共同的宗教世界观,可以有较好的机会促进国民团结。

一个世俗的大马将不只是回教,也是所有宗教的共同敌人。”

今晚不是驳斥这种狭隘与执迷观点的场合,但是这篇文章指“世俗”等于反回教及反宗教说法必须亳不保留的驳斥,因为建国的3大民族先贤们同意的社会契约已写入1957年独立宪法及1963年大马协定中,并在1970年颁布的国家原则中加以肯定,它们明确无误的道明,大马是一个民主、多元种族、世俗及多元宗教国家,回教是官方宗教,但大马不是一个回教国。

当我国首3任首相,即东姑阿都拉曼、敦拉萨及敦胡先翁公开重申大马是一个世俗国,不是回教国时,他们的意思并非反宗教、反上帝或反回教、反佛教、反基督教、反兴都教、反锡克教,而是亲回教、亲佛教、亲基督教、亲兴都教及亲锡克教,因为维持一个世俗体制国家的同时,社会及人民虔诚于宗教并不会有矛盾。

因此,目前国人面临另一个宪法、宗教及人权被边缘化的例子,这要归咎于马哈迪在2001年9月29日单方边、武断与违宪地作出大马是一个回教国的“929宣布”,并且获得马华、民政党及其他国阵成员党的全力支持。

在不同的领域被边缘化的同时,全体国人又面对国家在全球领域被边缘化的挑战,大马在国际间的竞争日益输给其他国家,如泰国及日后的越南。

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一名国阵国会议员最近指出,比起非洲的加纳,大马应对自1957年独立以来取得的成就为荣,他还特别强调,我们不应与韩国比较。

持有种只敢与差的比,不敢与强的比之心态,难怪大马会在全球化时代里,在国际上被边缘化。

首相曾提到当崇高马来人的需要。但我仍未曾听他说,为何国家需要崇高的大马人,包括崇高马来人、崇高华人、崇高印度人、崇高卡达山杜顺人及崇高伊班人。

在缺乏崇高大马人之下,绝不会有崇高的马来西亚,可以肯定的是,只有拥有不分种族的崇高大马人之下,大马在全球化时代里被边缘化的问题才能获得解决与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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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沙呼吁民众揭发警员贪污行为并不足够

新任全国总警长丹斯里慕沙哈山呼吁民众挺身揭发警员贪污行为是一种良好的宣传,而获得星报的封面头条报导,但这并不足够,因为它不能作为独立警方投与违例委员会(IPCMC)的代替品来确保我国拥有一支不贪污、有效率、专业及提供世界级服务的警队。

慕沙表示欢迎民众,也欢迎警方内部本身揭发贪污行为,以加入肃贪的行列。

他说:“如果你拥有对付任何警官的具体証据,即使他是你的上司,只要他滥权或贪污,就能来见我。我保証保护提供情报者。”

让我们面对现实,如果慕沙有心要剷除警队的贪污行为,他应以身作则地采取行动对付那些生活奢华,而与他们的合法收入完全不成正比的警官,步步高升至身居我国第1号警官的他,不应不知有关情况。

如果他不能亲自对付那些有必要解释如何取得合法收入来维持奢侈生活的警官,他不可能要求较低层的警员提供他们上司贪污的情报。

在警察皇家委员会提呈报告及提出拥有降低罪案、肃贪及维护人权的世界级警队服务之125项建议后,当时的全国总警长丹斯里巴克里慕沙出席在峇厘岛举行的第25届东盟警察大会时,发出形同向警队贪污行为宣战的豪言,并成为2005年5月20日马来西亚前锋报的“停止贪污-全国总警长” 封面报导新闻。

结果是亳无下文。去年11月推介的制服警员配戴反贪薇章运动,对克服警队贪污问题亳无影响。

如果慕沙有心在警队内肃贪,而不像前全国总警长那般只讲不做,他就必须表现出来,而表明支持立即成立IPCMC,结束警方对它的消极性反对,有关在IPCMC内加入上诉机制的积极性建议将会获得各政党的国会议员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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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诗杰事件暴露了两起政治丑闻,即政府没诚意要肃贪,以及国阵持双重标准,对巫统有一套,对国阵其他成员党又有另外一套标准。

翁诗杰事件暴露了两起政治丑闻-(1)要求选民给予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全力支持,好让他扮演“现代包青天”角色来剷除贪污而赢得91%国会议席后,政府根本没诚意要肃贪;及(2)国阵持双重标准,对巫统有一套,对国阵其他成员党又有另外一套标准。

向贪污宣战是阿都拉政府的卓越特点,比起马哈迪政府22年的表现,是极了不起的标志,在过去3年来寄于的厚望,结果却可很悲,我们看到贪污及发展拨款“流失”课题完全被置诸脑后,无论是爱华小学的2万令吉、公孺学校的3万令吉或114间华小、71间淡小及25间教会学校的1000万令吉紧急维修金,或较宏观的耗资2200亿令吉第9大马计划的拨款,都面对同样的问题!

我昨天问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黄家定,在高教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已替其副部长道歉后,他是否将代表身触怒巫青团长的“马华一名高层”翁诗杰作出道歉?

黄家定说,身为马华总会长的他无需代翁诗杰道歉,要了解副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提出的论点“针对政府事务与政治课题发表的言论有明显的区别”。

被询及有关国阵持双重标准,因为巫青团领袖可以抨击檳州首席部长丹斯里许子根,指他忽略、歧视及边缘化檳州马来人时,纳吉说:“一种是政治,另一种是政府。”

他强调说,对翁诗杰的训戒“是在所有国阵成员党领袖在场下进行”,他说,:“当关系到政府时,原则很明显,你不能踰越其他部门的责任。”

纳吉的说法站不住脚,这是因为那些带头抨击许子根忽略、歧视及边缘化檳州马来人者是全职的政府官员,他是檳城港务局的董事经理兼首席执行员拿督阿末哈惹,同时也是巫统丹绒区部主席。

其实,首相本月初为巫统丹绒区部党所主持开幕时,许子根就被公开羞辱,阿末哈惹在致词时,完全当许子根不存在,而且还有浮罗山背巫青团在场拉出7张指责许子根忽略檳州马来人的布条,至今没有人为此道歉。

慕斯达法说,他代翁诗杰向教育部长拿督斯里希山慕丁道歉,因为“我是他的上司。”

既然阿末哈惹是由联邦政府委任,他的“上司”,即交通部长拿督斯里陈广才是否将因为一名联邦政府雇员“越权”及抨击州政府事务而向许子根道歉?

或许陈广才不是阿末哈惹的真正“上司”,既然如此,他的“真正上司”,无论是首相或副首相将对此抨击公开向许子根道歉?

此外,巫统最高理事兼卫生部副部长拿督阿都拉迪上个月尾为大山脚巫统区部大会致开幕词时,发表煽动性演词,直指檳州政府在许子根领导下忽略、歧视及边缘化马来人。

阿都拉迪是否“越权”,阿都拉或纳吉是否将代他向许子根道歉?

这两种情况的答案都是否定的,这只将突出国阵持双重标准,对巫统有一套,对国阵其他成员党又有另外一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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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沙应停止含糊其词及诡辩,而应明确地表示,如果有上诉的机制,他全力支持成立IPCMC。

慕沙应停止含糊其词及诡辩,而应明确地表示,如果有上诉的机制,他全力支持成立IPCMC。

新任全国总警长丹斯里慕沙哈山对一些报章指他反对成立独立警方投与违例委员会(IPCMC)表示失望,并形容有关报导为“恶作剧与很不专业”。

可幸的是,官方的马新社也作出同样的报导,否则其他报章将面对企图破坏他的声誉与立场的大问题。

譬如,周叁的马新社引述慕沙的话说,一些有关IPCMC的建议妨碍警方履行任务,他不允许警方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而说:“你要绑我们的手,我们将不让你绑我们的手。”

慕沙说,目前已有4个监督组织,即大马皇家警察纪律组、大马人权委员会、公共投诉局及以首相兼国安部长拿督斯里阿都拉为首的警察委员会。

他指出,这4个组织已足于确保警队在履行任务时守法。

慕沙应停止含糊其词及诡辩,而应明确地表示,如果有上诉的机制,他全力支持成立IPCMC。

就是由于这4个被称为监督警方的组织无法确保警队“在履行任务时守法”,阿都拉出任首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警察皇家委员会,让后者提出125项打造警队不贪污、有效率、专业及提供世界级服务的建议。

如警察皇家委员会报告指出的“本委员会是在政府基于广泛关注高犯罪率、大马皇家警察贪污的印象、民众普遍不满警员的行为与表现,并决也要看到警方提供的服务获得改进之下成立。“

如果慕沙提到的4个组织能够确保警队不贪污及对人权敏感,同时确保国内犯罪率低,政府根本没必要成立警察皇家委员会。

因此,如果慕沙开始提出经不起最表面考验的论调,对身为新任全国总警长的他或整个警队都没有好处。

目前的问题是,慕沙是否要主动的支持成立IPCMC,并提出警方的概念,如一个外在的机制维持最高的专业警队水平,以及遏阻警队内的滥权行为,或者他将延续前任全国总警长的立场,即基本上是设法阻止IPCMC的成立。

身为一名专业与负责任的全国总警长,他选择前者。其实,他应表示关注总检察长署拖延如此长的时间,未提呈成立IPCMC的最后建议,尤其是警察皇家委员会已花了不少时间与精神拟定IPCMC草案。

慕沙是否准备全力支持在现季国会预算案会议于12月的第2周休会前,让国会通IPCMC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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