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党主席卡巴星将替胶工玛里慕都向法庭申请人身保护令，以让他和被雪州宗教局（JAIS）强行分开2周的妻子莱玛比比诺丁及6名子女（12岁的若妮丝华丽、11岁的巴拉米拉、8岁的哈里哈伦、5岁的莎玛拉、5岁的拉威德南及4岁的古柏兰）团聚。

在2007年4月2日，JAIS的7名官员到他位于雪州乌鲁音的住家，告诉他那结婚21年的妻子是一名回教徒，她及6名子女将被安置在一个改造中心。

44岁的玛里慕都没有别的选择，唯有让官员们将他的家人带走。

他说，一名宗教司促他改信回教，并恫言否则将提控他与莱玛幽会。

两天前回家替他割胶的莱玛告诉他，JAIS将她及子女安置在附近的一个马来人回教徒居多的马来甘榜，以便邻居能监督其活动及阻止外人，尤其是她的兴都教徒丈夫与她接触。

玛里慕都说，他前往访视妻子及子女时，面对村民的不友善眼光，她的妻子因此感到害怕，拒绝出来与他见面及谈话。玛里慕都只好离开该村子。

莱玛比比诺丁是一名印裔，并信仰兴都教。她小时曾被一个印裔回教徒家庭领养。她的身份证不曾显示她是一名回教徒。当她申请大马卡后，她的名字被改为Rahimah Bibi bt Noordin及被列为一名回教徒。玛里慕都及莱玛都没向国民登记局申请纠正。玛里慕都的所有子女的报生纸都显示出莱玛是一名信仰兴都教的印裔。

玛里慕都说，他们俩奉行兴都教教义。他们是在一间神庙举行兴都教仪式的婚礼，而所有子女都以兴都教方式培养出来。

他说，莱玛一度被印裔回教徒家庭领养，不记得她的养母及她已故的养父是否曾赞同他们的婚姻。

最令人震惊的是，许多好像玛里慕都的案件，即被宗教局强行和妻儿隔开，破坏他们家庭的案件，都是在完全漠视我国多元宗教人民的敏感与权利下进行。

当法律及宗教被用来强行粉碎一个家庭时，这将玷污这项法律和宗教。

着名的宪法律师与人权捍卫者玛力英迪阿在他的部落格Disquiet一针见血的道出玛里慕都的家庭悲剧：

“法律规定，子女的福祉是至高的考量。法律也规定，我们必须得到平等对待。但是，在我们之间负责国家及公民福祉者，似乎另有想法。

有什么理由能将一个家庭拆散，让子女与父母分开？回教不能这么做。法律也不能这么做。我们如何能够开始了解为人父母和子女分割的痛苦？我们如何能够理解法律会支持、批准这种残酷做法？

必须有人对此负责。”

虽然巫统及国阵的州级或中央领袖们都异口同声否认，但是沙巴正面对政治危机的阵痛。

譬如，沙巴副首席部长兼州旅游部长丹斯里章家杰在周五突然间辞职，而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与沙巴首席部长拿督慕沙阿曼的口气完全一致，说章家杰的辞职“不是真正损失”，因为他此举未削弱国阵州政府。

换言之，尽管章家杰是副首长，同时是在1990年代时曾经参与策划，让巫统在沙巴建立霸权阴谋的关键人士之一，但是他目前完全没有利用价值。

因此，首相对他辞职所作出的轻蔑评论，令他感到“伤心”。他今天告诉《东方日报》说，首相的言论伤及他的尊严及冒犯了沙巴人民及华社。

章家杰坚称他的辞职是“基於原则”，这暗示他与沙巴首长之间存有基本的歧见。

媒体已报导说，正副首长之间因一些课题而关系欠佳已有一段时间，如慕沙计划发展沙巴东岸外的西巴丹岛，《当今大马》引述，即令两人决裂的事件却是章家杰建议在古达建造一尊巨型妈祖神像作为旅游景点，而慕沙阿曼也认为章家杰将妨碍他欲发展沙巴东海岸的西巴丹岛计划。

然而，对敏锐的政治观察者而言，章家杰的辞职显然是巫统进入沙巴及巫统国阵控制沙巴政权13年来施政腐化其中一个个案。目前的课题比章家杰与慕沙之间的“原则”大得多。

沙巴萎靡不振与危机出现的原因何在？巫统成功进军沙巴，并且在不超过10年内建立起它的无可动摇政治霸权。巫统在过程中，撕破了所有进军沙巴时许下的承诺。

巫统曾保证要带来一个“新沙巴”，答应给予沙巴各族群政治平等，而让3大族群轮任首长。

在1994年沙巴州大选，巫统也强调了新沙巴的“重点”：

• 将沙巴在1994年时的33％贫穷率降低至2000年时的0％；
• 将文盲率降低至2000年时的0％；
• 铲除沙巴的贪污；
• 到了2000年时，沙巴人民人人可获得分配到一间屋子；
• 解决沙巴的非法移民问题。

新沙巴的假像，可从上个月一名11岁男孩，多尼约翰迪安因贫穷绝望而自杀的悲剧中看出。这名就读於基纳陆国小5年级的杜顺男孩在巴巴国会选区的甘榜沙昆住家上吊。

虽然巴巴区巫统为11岁男孩因贫穷而自杀感到震惊，并为多尼的其他5名兄弟姐妹及母亲提供协助，但是难道我们必须等到在一个现代先进的大马发生一名11岁的男孩自杀，戏剧化地唤起人们对他家庭贫穷的关注后，他的家庭才能得到国内有钱有势者的暂时性援助？

其实，多尼的自杀悲剧是最有力的证据证明，巫统违反了所有新沙巴的承诺，因为巫统及国阵统治沙巴13年后，其所带来惊人的结果是卡达山杜顺与姆禄（KDM）人沦为沙巴新低下层，就好像西马印度人那般，反之巫统及国阵领袖则以不光采手段成为暴发户。

其实，许多例子可证明，KDM的赤贫者处境甚至比非法移民更加糟糕，后者至少还享有当局的照顾和关注，包括发给他们假身份证、投票权、医院及教育设施。

让我们看看巫统进军沙巴10多年后的新沙巴重点：

1. 将沙巴在1994年时的33％贫穷率降低至2000年时的0％。

根据去年3月提呈国会的第9大马计划报告，沙巴州在2004年的贫穷率居全马各州之冠，与0％贫穷率还有天壤之别，而且比吉兰丹及登嘉楼还高得多。大马各州在2004年的贫穷率如下：

州属 贫穷率(%)
柔佛 2.0
马六甲 1.8
森美兰 1.4
霹雳 9.5
槟城 0.3
雪兰莪 1.0
直辖区（吉隆坡） 1.5
吉打 7.0
吉兰丹 10.6
彭亨 4.0
玻璃市 6.3
沙巴 23.0
砂拉越 7.5
登嘉楼 15.4

沙巴也是赤贫率最高的州属，高达6.5％，赤贫率最接近沙巴的3个州属是登嘉楼4.4％，吉打及吉兰丹各1.3％。

在4年前的2003年2月，前财政部长，即目前的高教部长拿督慕斯达化为沙巴加入大马40周年亮出一份糟糕的成绩单！

当时也是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执行主任兼巫统新闻主任的慕斯达法在沙巴马来西亚大学的一项公共对话会上承认，沙巴的资源管理、民事服务及政治情况令该州经济表现逊色，令一个富裕州属走上贫困的不归路。

慕斯达法的最显着与最尖锐的定论是他说沙巴“现在和沙巴经济同等级的是本国的吉兰丹州”！

4年后的今天，情况依然没有改善，反而变本加厉，甚至严重到一名11岁的小孩必须以自杀来唤起当局对KDM族贫者困境关注的地步！

巫统提升贫者与社会落後阶层的发展记录，与沙巴掌权者敛取的来历不明财富作比较，的确令人感到非常的遗憾。

2．铲除沙巴的贪污

当巫统进军沙巴时，当时的首相及巫统主席拿督斯里马哈迪保证，巫统的文化会有别於沙巴政党的文化，并保证除掉任何贪污的国阵州级领袖。在1994年大选时，沙巴人民受促推翻贪污的领袖（指由拿督佐琴拜林领导的沙巴团结党政府）。

在过去13年里，这群曾经被巫统指为‘贪污’并要求沙巴州人民推翻的领袖，一个接一个地加入国阵，而且没有任何一个贪污的国阵领袖被开除，尽管贪污情况已经恶化至空前严重的程度。

5年前，《星报》星期刊有一则文章冷嘲热讽沙州的政治。这篇文章所探讨的课题应成为各有关当局针对廉正与零度容忍贪污所必需省思的问题：

“任何人如果针对轮任制向政治人物及新闻从业员提问，他们会开玩笑的说：“一个首长把山脉拿掉、一个把海域割掉丶一个把山谷送出去及另一个则投注在水务交易上。”

他们不能不拿以前的沙统、人民党及团结党政府的政治人物作比较。他们会说：“沙统拿走木材的肉、人民党拿走木材的骨头及团结党则拿走木屑，国阵拿剩下的一切。”

在沙巴，人人都知道“沙统拿走木材的肉、人民党拿走木材的骨头及团结党则拿走木屑，国阵拿剩下的一切。”的意思，除了反贪污局，似乎只有该局对这个暗示一无所知。

那是5年前的事，但目前在慕沙阿曼的领导下，沙巴的贪污已经达到更加猖獗与腐化的程度，以至一名前沙巴州部长杰菲里博士最近向警方投报，指控慕沙涉及25项严重贪污行径。

杰菲里对慕沙作出的25项指控，所涉及的舞弊金额高达数十亿令吉，但是，沙巴首长、首相或反贪污局至今都未严加关注。

在慕沙及丹斯里泰益玛目的领导下，沙巴及砂拉越两州目前正面对空前严重的贪腐问题。首相如果认真看待本身所说过的承诺，即把肃贪视为当务之急，而不是一直空口说白话，那么他就必须大刀阔斧，迅速处理这些丑闻。

3. 3大族群轮任首长制

当巫统进军沙巴时，他们保证州内的政治伙伴获得一律平等的对待，并在1994年沙巴州大选中承诺，如果国阵推翻团结党州政府，那么首席部长职将由3大族群轮任。

然而，这个承诺已被撕破，这进一步证明KDM族群在沙巴政治、经济及社会上被边缘化。

沙巴首长轮任制未对KDM族群公平实行，因为该制度制造4名代表回教徒社群的首长、两名代表华社的首长及“半名”卡达山杜顺的首长，因为丹斯里柏纳东博的首长任期只有10个月！

目前首长永远由巫统领袖担任，这反映出巫统在沙巴的政治霸权。在更改轮任制前，KDM族群应如回教徒及华社那般，拥有平等机会轮任两届，即4年的首长职。

4. 解决沙巴的非法移民问题

沙巴今天面对的非法移民问题比10多年前更严重，而解决悬而未解非法移民问题是13年前打造新沙巴口号的其中一个承诺。

在1970年代，沙巴约有10万至20万名非法移民，目前他们的人数增长至100万至150万名，以至有沙巴人警告说，外来移民的人数已超越土生土长的沙巴人。

当巫统领袖答应解决沙巴非法移民问题时，他们正积极的策划一项称为IC计划的阴谋，发出假身份证给非法移民，将他们合法化，成为幽灵选民来确定沙巴州的未来。

我们必须纠正巫统及国阵领袖不承认的沙巴政治乱象，否则这将破坏沙巴及大马的国际竞争力。

章家杰辞掉沙巴州副首席部长对国阵来说‘并不是真正的损失’。不管章家杰有无存在，沙巴州国阵依然没有不变。

这可以从首相针对这起事件所作出的回应清楚地看得出来，正如昨日《星报》的报道一样：

阿都拉：章家杰的离开并不是真正的损失

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巴达威表示，沙巴州府首长丹斯里章家杰的辞职对国阵来说并非是‘真正的损失’，因为这不会影响沙巴州国阵州政府。

首相也说沙巴州首长拿督慕沙阿曼已经向他报告章家杰要下台的意愿，并表示章家杰要休息。

他也说慕沙并没有向他提起其他理由。

“对我来说，他（章家杰）将能如愿以偿。就让他休息吧”。首相时在昨日为改善政府服务传递系统研讨大会主持开幕之后向记者这么指出。

阿都拉说章家杰的辞职并非是意想不到的，因为后者曾经多次表示辞职下台的意愿。

当首相被询及到底这项辞职是否是一项损失，他说：“这并不是一项真正的损失，因为我不认为沙巴州政府会没有章家杰而变弱。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向章家杰‘致谢’”。

到底章家杰在国阵和沙巴州政坛是否已经变得如此微不足道，以致首相和沙巴州首长会如此冷淡的对待它？

章家杰表示他辞退沙巴州内阁部长职位是基于‘原则的问题’——这反映他和沙巴州首席部长出现许多意见相左的地方。

媒体已经报到慕沙阿曼和章家杰关系不和已非一朝一夕的事，而令两人决裂的事件却是章家杰建议在古达建造一尊巨型妈祖神像作为旅游景点，而慕沙阿曼也认为章家杰将妨碍他欲发展沙巴东海岸的西巴丹岛计划。

难道章家杰在阿都拉和慕沙的眼中已经变得如此微不足道，以致他的‘突然辞职’会被两人如此轻描淡写的轻轻带过？

我被告知，即章家杰的辞职已经进一步推高沙巴州内的‘反慕沙’浪潮。每个人都谈起慕沙的贪婪和裙带作风。

沙巴和砂捞越两位现任首长，慕沙阿曼和泰益马目已经成为媒体负面报道的焦点。这对我国和这两个州属来说都不是好事。

沙巴和砂捞越二州政府领导层的表现对阿都拉所倡导的反贪污诺言和国家廉正计划来说是极大的讽刺。

难道在2004年全国大选史前无例地获得超过91%的国会大多数议席之后，首相变得如此无助吗？

当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巴达威在2003年10月从敦马哈迪医生首相接过首相职位时，他曾经承诺将会‘向贪污全面宣战’，但是他的言行不曾一致。

讽刺的是，当阿都拉在周四为马来西亚反贪污学院（MACA）主持开幕之后向媒体所发表的谈话让人觉得他的官腔和行动出现一大载的距离。

第一，阿都拉针对马来西亚渔业发展局（LKIM）主席和总监两人公开互相指责贪污而谴责两人。

马来西亚渔业发展局主席阿当阿都哈密曾经向反贪污局举报，即渔业发展局的高级管理层在吉打港口耗资5千5百万令吉承建的Kg Geluncur渔业中心是没有经过公开招标而颁布出去。

阿当告诉2007年4月10日的《新海峡时报》说，该局无法使用于去年以2千9百万令吉建峻的Kg Geluncur渔业中心，原因是该中心的码头离开海岸10公尺。

结果，相同的承包商获得一项挖沙工程，以便能够把沙挖走，让海水能够流进马口。其费用是每挖一立方公尺1百令吉，反之公共工程局的费用只是30令吉。

除此以外，该承包商也获得一项价值8百万令吉的夷平土地工程，以及另一项价值1千780万令吉的合约，以兴建一条长达1.8公里的衔接道路来连贯该中心——这些合约和工程全部都是没经过公开招标的情况下颁布出去。

在总监拿督阿纳斯卡迪惹化领导的马来西亚渔业发展局管理层也向反贪污局举报阿当（阿当也是马来西亚渔业发展局子公司，Majuikan有限公司的主席），即阿当以秘密的方式在去年颁布一项高达1千万欧元（4千6百万令吉）的案外贷款。

阿都拉应该暂停马来西亚渔业发展局主席和总监两人的职位，直至针对两人互相指责贪污的调查结果出炉为止，而不是叫他们两人把问题和分歧‘扫入地毯下’以及吩咐两人‘好好地坐下来谈以解决他们的问题’，而不是公开叫骂，导致‘公众对政府失去信心’。

第二项课题就是委任新的反贪污总监以代替拿督斯里朱基菲利末诺。

当阿都拉被问及这点时，他说他正在等待适合候选人的名单。他说：“由于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职位，我必须在作出正确的选择之前研究每个候选人的背景。”

这证明阿都拉是被迫委任一名全新的反贪污局总监，因为首相完全毫无准备。这也证明我在两周前所发布的一篇文告所说的，即虽然朱基菲利在位时的表现差强人意，但是首相的本意还是要延长朱基菲利的反贪污局总监职位——指导前沙巴州反贪污局总监兼告密者莫哈默德南利阿都玛南向朱基菲利作出多项严重的贪污指责，导致阿都拉不能继续延长朱基菲利的任期。

其实，阿都拉在填补反贪污局总监一职的空缺已经花费太多时间。当局一直在填补诸多重要职位空缺上蹉跎岁月，不管是马来亚大法官、吉隆坡总警长已经最新的反贪污局总监，这些事件一再反映我国公共服务和首相领导能力在效率、竞争能力和生产力上的无能。

虽然这些情况在过去数任首相掌政鲜少发生，但是这些情况现在似乎成为常态。阿都拉现在已经根除这些坏习惯，重整他身为首相的威严，与此同时他也应该整顿整个公共服务领域，尤其是该领域高级领导层。

拿督斯里阿都拉不应只要求国安部副部长拿督佐哈里及警方针对吉隆坡冼都警区的实际罪案数据“停止争吵”；反之，他必须负起身为国安部长的领导责任，告诉国人国内罪案猖獗至失控的真相，否则他应让出这个重要职位让出给能亲自处理国安事务的部长。

在周六，佐哈里说，冼都的罪案率在今年首3个月比去年同时期上升82.2％。他也说，撄夺案飙升了600％，导致这个人口密集的地区成为吉隆坡市内最糟糕的黑区。

3天后，联邦刑事调查总监拿督尹树基却宣布说，冼都的撄夺案在今年首3个月下跌了142起或36.6％。虽然如此，冼都在同一个时期的罪案率仍上升10.1％。

在周三，佐哈里作出反驳，指有关数据是由警方提供给他，并非他无中生有或引述自部落格。

昨天，全国副总警长拿督斯里阿都纳吉公开替尹树基辩护，说刑事调查总监的数据是准确无误的。

纳吉说，尹树基的数据是“最终的，是经过审查的版本”及“没掩饰、没操纵”，并补充说：“我们没隐瞒公众人士”。

然而，纳吉说，数据出现矛盾可能是因为审查过程或一些案件重新分类所致。

这是很荒唐的，这种辩护对警方的公信力没有帮助。纳吉能否解释，到底撄夺案是要如何重新分类，进而导致如此大的差异，然后造成佐哈里说今年首3个月冼都的罪案率上升693.5％，而尹树基及警方则下跌了36.6％？

佐哈里及警方的数据之间，其中一个必定不准确。为何身为国安部长的阿都拉无法公开宣布哪一个版本才是确凿的，还是两个版本皆不对？

佐哈里向警方作出了两项严重指责：第一，警方“操纵犯罪率与数据来令公众混淆”；以及第二，他“担心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也许也获得得错误的数据。”

如果反对党指首相被警方误导，会被驳斥为道听途说，但是当处理警方日常事务的副国安部长作出这种指控时，那么首相就不能坐视不理，而必须加以澄清。他必须澄清到底他的副手是对或错。

如果对他对佐哈里与警方之间公开交锋事件的回应只是下令双方别公开争吵，他的首相声誉将受到无可弥补的破坏。

其实，阿都拉不能置身事外，而必须挺身而出，因为他不仅是首相，他也是国安部长，因此必须针对国内罪案猖獗到失控程度向国人交待。

阿都拉在2003年出任首相时，扬言他的当务之急是降低犯罪率，恢复国人在街上、公共场所或私人住家中的安全感，不必担忧罪案的发生；然而，在他掌权42个月后的今天，国人更加缺乏安全感。

警察皇家委员会在2005年5月曾建议，警方的当前目标是在其报告出炉的12个之内，即到了2006年5月时降低到每一类的罪案发生率至少降低20％，警方自定的目标是每年降低5％。在阿都拉领导下，这两项目标皆可以兑现吗？

情况刚好相反，国内的犯罪率在阿都拉上台42个月后更加恶化，从2003年的15万6315起上升至2006年的22万6836起，在短短的3年内飙升了45.1％。

过去3年里，暴力罪案从2003年的2万2790起飙升到2006年的4万2343起，尤其强奸案上升率最高而达65.5％。到了在2006年里，平均每天有6.7个女性遭强奸，在2003年时平均只有4人。在2003年，平均每天有1.5人被谋杀，但到了2006年，上升至平均每天有1.65人被杀。

佐哈里与警方公开互相指青，加上阿都拉没有负起领导责任，在国内推行有效的警务来降低犯罪率，确保国人、游客及投资者的安全，这将令大家对阿都拉政府的效率及良好施政失去信心。

阿都拉不应继续当一个挂名的国安部长，如果他不全面负起国安部长的责任，他就应辞职，将这重要职位交给能亲自处理国安事务的部长，而非只把权力委托给副国安部长，让他当有实无名，但却失去警方信心、支持与尊重的警察部长。

阿都拉目前应全力支持他的国安部副手及替他的言论辩护，或是应物色一名新的副国安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