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为“改革之父”前，纳吉应该先证明自己不是“U-Turn之父”

在担任我国第六任首相少于三年的时间内，纳吉因为诸多转型计划之故，已经被人冠上“改革之父”的名号。与纳吉并列的计划英文名缩写没完没了，如GTP、ETP、PTP、NEM、NKEA、NKRA、NEAC、EPP、SRIs 等等。

人们可能需要一本参考字典追踪以上这些计划来龙去脉。不过，即便已经推出如此之多的计划，纳吉依然距离成为一个转型首相远之又远；他的诸多计划离所谓的转型更是十万八千里远。

就在我国历史上竞争最为激烈的选举前夕，纳吉在面对可以把马来西亚发展成为更进步、自由与活力国家的艰难选择面前，他却显然更愿意U-turn。

他的各项转型计划除了是一项又一项耗费庞大纳税金的公关操作之外，空无一物；不过是如常将政治与生意的往来隐匿在布城权力走廊与巫统在PWTC的大本营里。

因此，在成为“改革之父”前，纳吉应该先证明自己不是“U-Turn之父”。

纳吉在马来西亚宗教自由政策上的回转，恰好是对他自己的一个马来西亚口号的嘲讽。

就从首相最惨的政策回转说起。纳吉不只无法尊重高庭判决内政部禁止马来西亚天主教教会报纸使用阿拉一词的命令无效一事，更糟糕的是，他竟然纵容他人示威抗议法庭裁决，实在是对一个马来西亚口号天大的嘲讽。

结果是全国各地发生前所未有的攻击教堂事件，前前后后一共十宗，（其中四宗发生在巴生谷地区、太平一宗、森美兰两宗、马六甲一宗、柔佛一宗、美里一宗），还有攻击锡克庙（吉隆坡）的一宗，还有巴生一间伊斯兰教祈祷所也遭攻击。

其实，纳吉当时只要不针对高庭的裁决提出上诉，他就作对了。但是，他却允准总检察长提出上诉。另一边厢，他则企图透过捐款给因为汽油弹而遭严重破坏的神召会教堂于加影的会所，来降低伤害。

2011年3月，就在砂拉越州选前夕，这个议题再次浮出台面，因为古晋海关与巴生港口海关竟然拒绝放行3万本及5100本从印尼进口的圣经。

倘若纳吉没有在一个马来西亚口号上面U-turn，选择尊重基督徒的权利，尤其是尊重沙巴、砂拉越州原住民已经使用阿拉一词好几代人这一件事，则一切的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

假设马来西亚基督徒的基本权利与自由都无法得到纳吉的尊重，那么，纳吉与教皇会面及推动全球中庸行动的种种作为，不过只是表面动作而已。

纳吉在新经济模式上面的立场回转，显示他惧怕在彻底转型我国经济时，直接与土权这类组织直接冲突

新经济模式的第一部分赢得社会大众不分领域的赞扬，因为这个部分强调友善市场的扶弱政策，把目标瞄准收入最低的40%家庭，其中又以土著占多数。

以收入为衡量基准的扶弱政策是个策略性告别种族扶弱政策的举动，后者包括过去一直在政府政策文件中获得强调的30%土著股权政策。

落实这项政策的其中一项策略即是成立平等机会委员会，“确保公平并解决偶尔因多数群体反抗而导致的不当歧视情事”。

不过，纳吉不但没有站出来支持新经济模式第一部分的内容，反而屈就于土权组织的压力之下，重新把新经济政策的语汇用在第十马来西亚计划中。所谓的友善市场的扶弱政策在新经济模式的总结部分当中落得不汤不水的下场。

更明显的是，平等机会委员会一再搁置，以至于让撰写新经济模式的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已故的再纳阿兹南尤索夫失望至极。

当需要勇气的时候，纳吉却选择了懦弱。

假设新经济模式得以全面展开，想必我国早已在迈向彻底改革经济的路上。

但我们却看到因为政治上的权宜，缺乏政治意愿与勇气以落实经济上必要的改革。

我们看到纳吉如何为了政治上的权宜，不断的回转又回转，因为他害怕土权组织以及他的政党──巫统内部的反对声浪。

他囿于控制巫统报纸《马来西亚前锋报》，这份报纸捏造毫无根据的指控打击在野党与公民社会组织与个人，只是为了让马来人害怕、讨厌非马来人。

纳吉的太太罗斯玛，也是土权组织最近一场筹款晚宴上的特别嘉宾，公开支持已经被指是巫统臂膀组织的土权。

此举显示，但凡任何这类组织抗议整体有利于我国的经济政策，但未必有利于他们个人或少数人经济利益时，纳吉非常乐于进一步U-turn。

纳吉在经济政策上的回转根本是自嘲“政府最了解的时代已经过去”这一番他自己说过的话

纳吉的前一任首相阿都拉曾经让自己说过的“与我工作，非为我工作”一番话沦为笑柄，同样的，纳吉现在也让他自己说过的“政府最了解的时代已经过去”这一番话沦为笑柄。一箩筐的政府政策皆与这番话的思维相抵，足以耗费一整个国会会期一项项列出来辩论。在这里，我仅列出几项，以正视听。

新经济模式列出几项政府撤资的策略，以减少政府在经济中的参与程度。但与此同时，我们却继续看到政府成立新的机关单位，积极参与经济领域发展。

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1MDB），一个没有任何地产发展经验或记录的公司，但却获得授权发展吉隆坡两处黄金地段，一即马来西亚皇家空军位于旧街场的基地，二则是位于敦拉萨路与苏丹依斯迈路之间的土地。

纳吉为何没有透过公开招标把这几块土地分包出去给私人界，却直接把这两块土地交给政府单位发展？公开招标分包这些土地不仅可以为政府筹募资金，还能够让更有地产发展经验的私人界各企业单位（包括官联公司）参与竞标。

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不仅要投资房地产业，更有兴趣投资能源、旅游与农业生意。最近，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才用了85亿令吉，从阿南达克里斯南手中收购丹绒能源有限公司的资产。

纳吉的另一项宣布则是成立一个总值5亿，政府拥有的私人投资基金Ekuinas，Ekuinas其中一项任务就是拿下特定公司的策略性股权，以增加土著在经济领域的参与。

我们实在不明白另一家政府单位如何能够增加其他已存在计划的价值，包括那些由不同政府部门控制的计划，都立下要增加土著经济参与率的目标。

还有一个叫做土著议程推动单位（TERAJU）的单位，获得20亿纳税人金钱，同样也是为了进一步提升土著在经济中的参与率。再一次，我们实在无法了解，这样的机构如何能够超越其他已存在的计划、组织，为目标增值。

这只不过是几个证明纳吉言行不一，违背他自己说过的“政府最了解的时代已过去”这一番话。

纳吉喜好U-turn的倾向，亦已经影响上议员依德利斯嘉拉，后者现在竟然说马来西亚不再面对破产危机

上议员兼表现管理及传递单位行政总裁依德利斯嘉拉曾经警告国人，若我国再不改变花费模式与减少对津贴的依赖，马来西亚可能将在2019年破产。

但在最近的专栏中，他确认为这些危机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各方面来看，马来西亚正府财政状况良好”。

就连一个非政治化的专业人士如依德利斯竟然都无法不玩弄政治，实在可悲。实情是，相比2010年5月依德利斯首次提出警告时相比，我们今天有更多理由担心政府的财政状况。

我们的津贴支出从2010年的231亿令吉增加到2011年的328亿令吉。同时，尽管国际白糖价格下跌，但我们的白糖津贴却从2亿6200万令吉翻了一倍，增加到5亿6700万令吉。

政府2011年的营运开支亦比2010年的增加18.9%，同时期税入增长不过才14.9%。在新的薪资体制下，我们可以预见政府营运开支将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一些报导甚至指这个计划将让政府每年增加60亿令吉开支。

以上计算甚至还未计入负资产如国家基建公司发行债券，筹募轻快铁延伸工程资金，以及地铁公司为了展开庞大的地铁计划而发行的债券，目前来看，此计划为我国历史上最为庞大的公共建设计划。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增长5.1%，落在财政部预期增长5%至5.5%的较低水平线上，也低于表现管理及传递单位的6%增长率目标。

成长率很大比例是由政府开支与活动主导，例如，政府在2011年的消费增长16.8%，私人界消费增长则不过是6.9%。

同一时期，政府服务输出成长11.6%，而制造业成长不过4.5%，整个服务业的成长不过6.8%。

长期而言，政府引领成长率的状况无法存续太久，因为私人界增长才是贡献经济成长、税入基础的主力。

换言之，我国公共财政过去一年半来更加恶化，国家经济成长没有长足进步，经济转型计划不堪一击。

任何人都不能不想到说，耗费这么多时间与纳吉相处的依德利斯嘉拉，原来也感染了U-turn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