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1976年双六空难报告解密后，内阁接下来应解密资政理事会和体制改革委员会的报告

我欢迎内阁决定解密关于导致11人丧生的1976年空难的联邦调查报告，因为根本没有原因或理由将该报告置于《官方机密法》之下长达47年。在空难中丧生的包括当时的沙巴首席部长敦法史蒂文。

该诺曼型飞机在47年前坠毁可能有三个原因——飞机超载、飞行员失误或飞机设计缺陷。

希望解密这份47年前的调查报告能为该空难划下句点。在空难中丧生的不只时任沙巴首席部长丧生，还包括当时的3名沙巴州部长——沙烈苏隆、彼得摩尊丁和张天文。

如果不是双六诺曼型飞机失事，沙巴的历史可能会截然不同。

此外，我还呼吁解除对伯纳德斯塔玛利亚（Bernard Sta Maria） 著作的关于彼得摩尊丁的书籍《卡达山的黄金之子》的禁令。

为了与善治和维护透明、公开和问责的行政管理原则保持一致，接下来要解密的文件是资政理事会和体制改革委员会的报告。

如果资政理事会和体制改革委员会的报告得以解密，并在最后一周的国会会议上提交为白皮书，第15届国会的首个8周会议将以巨大的震撼落幕。

我在今年1月提出五项建议，这是其一，目的是让第15届国会的开幕会议成为马来西亚历史上最令人难忘的国会会议——为马来西亚启动体制改革，以实现团结马来西亚的多元社会，以及重新设置并恢复马来西亚成为世界一流国家的双重目标。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可是随着解密1976年双六诺曼型飞机失事调查报告，将资政理事会报告和体制改革委员会报告置于根据《官方机密法》之下的理由就更少了。

这使得安华的团结政府解密资政理事会和体制改革委员会的报告变得更加紧迫和必要，因为将资政理事会和体制改革委员会的报告封锁于《官方机密法令》之下，并使其远离公开辩论和讨论，从来都不是原意。

我曾多次呼吁公布资政理事会和体制改革委员会的报告，第一次是在2018年10月13日。当时我引用了资政理事会主席达因的话，他呼吁政府向公众公开资政理事会的建议。

对于第7任首相马哈迪拒绝在2018年或2019年要求内阁和希望联盟主席理事会解密资政理事会和体制改革委员会的报告，我一直感到困惑。

马哈迪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这一事实，证明他意识到自己做错了，并背叛了向资政理事会和体制改革委员会提出体制改革意见的非政府组织和人士。

安华的团结政府不应继续以《官方机密法》保密资政理事会报告和体制改革委员会报告，从而加重马哈迪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