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今天首相署部长拿督沙希淡卡欣的新闻报道逗得乐不可支。他想在星期五的内阁提议成立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RCI)，以调查行动党支助网络枪手“红豆兵”，在第13届全国大选前后妖魔化巫统/国阵领袖和支持者的指控。

沙希淡是在收到一份由130个马来穆斯林非政府组织有关行动党红豆兵的备忘录后，在国会大厅举行媒体招待会时透露此事。内容指据称有300至3000名网络枪手获得高达1亿至10亿的预算，于过去的6年里在网络上妖魔化和人格谋杀巫统/国阵领袖，并成为巫统/国阵在第13届全国大选的社交媒体战中遭到重挫和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不相信巫统/国阵领袖有限的智商会相信这种吹嘘行动党耗资1亿至10亿在三千网络军团“红豆兵”的传言。

现在，有更多证据显示，所谓的行动党“红豆兵”，其实是由一个资金雄厚、由第13届全国大选巫统/国阵“作战室”内部密室所操控的巫统/国阵妖魔化和摧毁行动党（DDD大队）阴谋论所杜撰的。而这个行动党资助“红豆兵”的虚构故事能够历久不衰，是既得利益者权力和影响力的见证，目的是要争取高达3.5亿令吉来自巫统或国家公款的拨款，以在未来的5年内资助巫统/国阵的网络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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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13年5月5日第13届全国大选后的两个月里，丹斯里慕尤丁第一次说话像个马来西亚全民副首相，但在他故态复萌变成在大选时投票给国阵政府的47%大马人民的副首相之前，他这个样子能持续多久呢？

星期六晚上，慕尤丁促请国阵聆听城市选民和年轻一代的需求，因为他们在第13届全国大选已经把“他们的讯息”表达出来，而下届大选能否赢回他们的信任，就视乎国阵的决心。

他问道：“我们需要找出为何那么多城市选民不把票投给我们的原因。是不是我们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

他在国阵直辖区感恩宴致词时表示，根据反馈意见，许多城市地区的议题已影响了各个族群，并需迅速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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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应该删除《2013年伊斯兰法律行政（联邦直辖区）法案》的第107（b）条文，好让大马人民有足够的时间，在未成年子女改信伊斯兰教的课题上达致全国共识，以符合联邦宪法第12(4)条文，并与联邦宪法160条款及联邦宪法附表11同读，以及推动家庭完整性、宗教自由和国家和谐。

前内阁部长暨沙巴民统党(UPKO)主席丹斯里柏纳东博(Tan Sri Bernard Dompok)昨天表示，这条款与一个大马理念所提倡的接纳、包容与中庸精神背道而驰，建议国阵在国会着手处理此条款前，针对此议题和相关宗教议题进行全面讨论。

柏纳指数月前当他还在内阁时，他曾要求该法案內阁报告应被撤回，并认为內阁应实行之前对1976年法律改革（婚姻与离婚）作出的决定。

这份长达64页116个章节的《2013年伊斯兰法律行政（联邦直辖区）法案》建议父母为年幼儿女改教时仅须获一方同意，不只已违反了联邦宪法，而且也违背了内阁在2009年4月23日宣布的决定，即不准父母单方面改变孩子的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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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鸡场街(Jonker Walk)的暴行，也就是马六甲州首长依德里斯哈伦(Datuk Idris Haron)于周五、六、日晚上意图取消封街开放通车，打击300名商贩的夜市生计，正是国阵在第13届全国大选后其中一个政治斗气和复仇的最恶劣例子。

鸡场街市集造成交通堵塞，甚至令马六甲市中心到爱极乐收费站要花上4个小时的说法，简直是胡说八道。

这种做法可能是为了三个小气的目的：为了报复马六甲人民在第13届全国大选没有支持国阵、延续巫统纵容的沙文主义元素，如《马来前锋报》的标题“华人还想要什么(Apa Lagi Cina Mahu)”那样继续狙击华社，以及把依德里斯哈伦打造成速成英雄，并在年尾巫统党选时能够捞取最多选票。

依德里斯或许是想效仿马六甲前首长丹斯里拉欣丹比戚(Tan Sri Rahim Thamby Chik)在30年前成功化身为速成英雄，并在巫统党选中高票当选进入巫统最高理事会，就因为他建议铲平三宝山这座华人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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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廖内和苏门答腊林火产生的烟霾，令数个国家被迫宣布紧急状态并导致上千所学校暂时停课，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之前，马来西亚已遭到另一波霾害危机的侵袭——缠绕着两位国家安全高官——全国警察总长和内政部长的公信力(accountability)、廉正(integrity)和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烟霾。

谁会想到在短短48小时以内，两位国家安全最高级官员——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卡立阿布巴卡和内政部长拿督阿末扎希的公信力(credibility)和权威(authority)，竟会支离破碎。

星期三，吉隆坡高庭法官星汉(Datuk V.T. Singham)（今天步入65岁，并提前一年在他任期结束前自愿选择退休）裁定2009年1月20日古甘在大班(Taipan)警局扣留所严重受伤暴毙一案，当时尚是雪州总警长的卡立阿布巴卡为首的警方和政府败诉。

在这个古甘家属胜诉获赔80万1700令吉损失的标志性裁决，星汉法官认为警方和政府须为古甘之死负上责任，而卡立则须为公职人员的行为失当负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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