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确实让人大吃一惊。总检察长丹斯里阿班迪是如此渴望于洗脱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在26亿令吉“捐款”丑闻的罪行，马来西亚检察官甚至准备好依靠沙地外交部长 Adel Al-Jubeir“所谓的声明”来宣告26亿“捐款”丑闻无需受到进一步的调查，甚至没有等待Al-Jubeir被确定是真的免除了马来西亚首相的责任。

阿班迪必须解释为何他准备好依靠沙地外交部长“所谓的声明”，指该笔被汇入纳吉私人银行户口的数十亿令吉，是沙地阿拉伯“不期望任何回报”的“真诚捐款”，阿班迪甚至没有去确定沙地外交部长是否真的做出这样的声明。

况且，Al-Jubeir在二月初时曾在相同的课题上U转，这名沙地外交部长告诉《纽约时代》他不认为这笔被汇入纳吉私人银行户口的26亿令吉是政治献金，亦或者是来自沙地政府，这对总检察长而言是不是无关紧要的？

反之，Al-Jubeir说这笔钱是来自未确定的“投资”，他甚至说是来自“一名私人身份的沙地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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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民主行动党全国主席兼武吉牛汝莪国会议员加巴星逝世的两周年纪念，他也是马来西亚的民主及人权斗士。

在两个月后，我们将会带着哀伤的心情纪念另一位伟大的马来西亚之子的离世的两周年纪念。他也将他的一生奉献在砂拉越及马来西亚推动民主和人权，以及依据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推动砂拉越人民获得自主权的宪法赋予的权利。他就是黄和联，民主行动党砂拉越州主席兼武吉亚瑟州议员。

今年是民主行动党在砂拉越成立的第38周年纪念，也是创党于1966年的民主行动党的50周年纪念。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通过时间考验的民主行动党领袖证明了我们参政不是因着财富、地位或荣耀，而是因着我们的政治信念和理想，即使我们成为像是无审讯扣留、选择性检控及迫害、在主流媒体遭受持久的人格谋杀等的考验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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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有许多的事件发生，而它们看起来似乎离砂拉越很遥远，也和将会在5月7日举行的第11届砂拉越州选无关。

事实上，若想深一层，就不难发现这些事态发展都和第11届砂拉越州选有密切的关系，无论是国家史上首宗环球丑闻500亿令吉一马公司丑闻的最新发展，还是每一天上演的推动渲染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和马来西亚首宗环球丑闻无关的媒体骗局的戏码，或甚至是原定下周三的第三电视现场直播的民主行动党秘书长兼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和国阵策略通讯主任兼社会和谐、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部长拿督阿都拉曼达兰的辩论会的取消。

事实上，所有针对冠英的280万令吉洋房购买事件的贪污指控，都不无和砂拉越州选有关！

第三电视因着全国总警察长和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的“劝告”而取消了林冠英和阿都拉曼达兰的辩论会。这是基于辩论会可能会“危害”到针对山竹园地段争议和冠英的280万令吉洋房购买事件的调查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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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拿督斯里纳吉被他高薪聘请的媒体宣传人员辜负了，在他们透过媒体骗局制造公账会一马公司报告在500亿令吉一马公司丑闻上为纳吉脱罪的迷思和形象经历惨痛失败过后，如今他们想要卷土重来。

这个精心建构的媒体谎言在公账会一马公司报告呈上国会——在没有辩论的情况下——的四天后像纸牌屋那样崩塌下来，当阿布达比的国营国际石油投资公司（IPIC）向伦敦证卷交易所发出声明，表示它以及它的子公司阿尔巴投资公司都和英属维京群岛成立的阿尔巴投资公司（阿尔巴BVI）没有任何关系，而一马公司曾经向后者支付至少35亿美元。

一马公司向这家假公司支付的35亿美元这笔天文数字的款项究竟是过失还是策划好的，让它成为马来西亚的首宗环球金融丑闻？

公账会一马公司报告虽然没有直接指明纳吉有犯罪，反而点名一马公司前执行长沙鲁尔成为便利的代罪羔羊，但没有人会相信像沙鲁尔这样的公务员会胆敢把国家牵涉在一宗500亿令吉的环球丑闻中，如果他不是被指示这样做的话，特别是一马公司在它的备忘录及社团条款（M&A）里存有前所未见的条文，那就是第117条文，规定每个重大的决策、投资和交易，都必须获得首相的“书面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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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拉越在过去10年来都一直是马来西亚政治改变的指标和先锋。

民主行动党在2006年砂拉越州选取得突破性的胜利，中选6个州议席，成为2008年马来西亚第12届国会选举的“政治海啸”的前奏，国阵在那届大选在5个州属——槟州、雪兰莪、霹雳、吉打和吉兰丹——失去政权。

民主行动党的6个州议席在2011年砂拉越州选翻倍，中选12个州议席，这成为2013年马来西亚第13届国会选举的前奏，国阵在布城的政权理应在那届大选被推翻的，因为民联获得53%的选票，但因着不公平和不民主的选举制度，拿督斯里纳吉成为马来西亚首位获得少数支持的首相。

2016年5月7日的砂拉越州选将会怎样呢，而最迟得在2018年举行的马来西亚第14届国会选举又会有怎样的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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