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探1988年司法危机，恢復遭迫害法官尊严

全体部长、国会议员及公民社会应挺身支持律师公会主席杨映波的重新探讨1988年司法危机来恢復遭迫害法官尊严的建议，有关法官在玩弄政治权术者的祭台上被牺牲。

我尤其要呼吁拥有法律背景的3名部长在内阁中挺身推动这项运动，他们是目前负责法律
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纳兹里、之前负责法律事务的拿督斯里拉西及拿督斯里莱士雅丁。

莱士在其着作“大马行政权力下的自由”中，针对1988年司法危机作出研究，他一针见血的指出，将最高法院院长敦沙烈阿巴士及两名最高法法官拿督George Seah及丹斯里苏莱曼是“是政治的，虽然手法看来有依据宪法安排”。（第360页）

在形容它为“行政当局为了要享霸权地位而形成了大马的这个最大丑闻”时，莱士说“整个将最高法院院长革职的一幕是应行政当局的要求作出，以在将来对司法方针具有不受拘束的发言权。”

莱士不应对本身的论文感到羞耻或辩解，而应引以为荣，因为他不仅是评述1988年司法危机的作者，而且他的分析正确。

经过10多年后，1988年司法危机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大马的司法制度沦为国内及国际的笑柄及丑闻，因为它被视为镇压工具及否决人民获得公正的权利。

大马司法界时常面对国际法律及司法界的负面批评，从律师人权委员会在1989年的“马来西亚：对司法的攻击”报告，到国际律师公会、法官及律师独立中心、共和联邦律师协会及国际律师联盟在2000年4月联合报告“司法岌岌可危：马来西亚2000”等。

即如我在过去5年里常说的，虽然司法制度已停止腐化，但我们仍看不到一个真正独立司法及一个公正法治的全面恢復。

要达致这个目标，司法必须进行深远的改革，以维护司法界负责任、独立、不偏袒及廉正，无论是改革法官道德准则，或是一个公平与透明的法官委任制度，都是有必要的。

如果要全面恢復公众对司法的信心，即使是检讨大马宪法也是有必要的。

譬如，宪法第121（1）条款就应修正，以恢復法庭固有的司法权。

莱士在他的着作“大马行政权力下的自由”中说，在1988年司法危机后“拿走高等法庭的“联邦司法权”“危及”3权分立的宪法原则。

莱士形容将法庭的司法权拿走为“对司法独立的致命一击”，他说，这是“行政当局对法庭在一些判决与政府意愿相左，尤其是修正前两年之态度的直接反应”。

目前是内阁进行双重恢復，即恢復被迫害法官的尊严，以及恢復法庭在1988年修宪前在第121（1）条款下的原则司法权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