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尔伊布拉欣39 年前为种族和国家牺牲了自己的性命，而其他人则变得富有、闻名、腐败，并以“种族和国家”的名义卷入像 一马公司丑闻这样的数十亿美元丑闻

阅读律师徐文寿的回忆录《马来西亚我的家园——路在何方》（Malaysia My Home – Quo Vadis），最让我感动的是加里尔伊布拉欣（Jalil Ibrahim）于 1983 年 7 月 18 日在香港丽晶酒店遇害前写给妻儿的未完成信函：

“香港的问题不是我造成的，从今天开始，我要为自己和家人着想，把银行、种族和国家的利益放在我身后。如果这些董事首先考虑到银行、种族和国家的利益，他们一开始就不会犯下这些错误。为了他们的错误我已经牺牲够了，遭受了够多的痛苦……”

加里尔伊布拉欣39 年前为种族和国家牺牲了自己的性命，而其他人则变得富有、闻名、腐败，并以“种族和国家”的名义卷入像 一马公司丑闻这样的数十亿美元丑闻

在徐文寿的回忆录中重读加里尔伊布拉欣于1983年在香港因25亿令吉马来西亚土著金融（BMF）丑闻中所遭受的苦难和被谋杀，强化了我的信念，即我们拯救“种族和国家”免于灭亡的行动太迟了。如今金融丑闻增加了许多倍，成为数十亿的巨额丑闻，为马来西亚赢得了被描述为“最恶劣的盗贼统治”的耻辱和恶名。

马来西亚哪里出错了？

马来西亚人能否拯救“种族和国家”，以回归我们的开国元勋在马来西亚宪法和国家原则中同意的宽容建国原则和政策，实现成为世界一流大国的马来西亚之梦?

半个多世纪以来，马来西亚失去了方向，输给了台湾、韩国、新加坡、香港和越南，也无法成为经济之虎。

如果我们无法找到回头路以实现我们的潜能，马来西亚将出现第第二波移民潮。届时，优秀和聪明的马来西亚人才，将移居世界各地使其他国家伟大。在未来的数十年内，我们将会落后，甚至输给印尼和菲律宾。

我们能否重新设定并回归马来西亚宪法和国家原则中列明的建国政策和原则——君主立宪、议会民主、三权分立、法治、善政、公共廉正、尊重人权、伊斯兰教作为官方宗教和所有其他宗教的信仰自由，以及建立源于我们的多元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的国民团结，不会根据种族、宗教或区域在这个国家里区分一等和二等公民。

最近，资深经济学家和马来西亚经济研究所（MIER）的创始人丹斯里卡玛沙礼（Kamal Salih）呼吁废除新经济政策，以基于需求的政策取而代之，进而彻底改造我国经济。

他说，重新设定经济意味着消除保护主义并转向高生产率。

卡玛认为，就好处而言，新经济政策已经“过期”，过度依赖该政策只会对我国不利。

他说：“只有10%的富人从新经济政策中受益。其余的群体，如M20和B40，都在苦苦挣扎。疫情之后，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卡玛指出，估计有800,000名失业的马来西亚人，其中约30%是“无处可去”的毕业生。

他还说，马来西亚大约90%的工人从事与他们不匹配的工作，他们进入不对的职位或工作领域。

“我们需要克服这一点。政治也对经济有太多的干预。这带来反效果。”

马来西亚第二任首相兼新经济政策的规划者是敦拉萨。他的儿子纳西尔表示，新经济政策中的许多原则不再有效，反而导致了功能失调的政治和马来西亚社群之间日益严重的分歧。

他说，现状很快变得无以为继，并询问我国领袖是否有任何倡议，实施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因为新经济政策并不是永久的解决方案。

我们刚刚失去了杰出的马来西亚教育家敦阿萨阿育（Arshad Ayub）。他是1966年至1975年的玛拉工艺学院的创始总监，并坚持英语是玛拉工艺学院的教学媒介语。玛拉工艺学院后来升级为玛拉工艺大学。

敦阿萨阿育是真正的马来民族主义者的最佳例子。他以马来西亚为优先，接受马来西亚是个多元国家，而我们必须借助马来西亚不同文化遗产的最佳美德。

马来西亚人能否振作起来，重新设定我们的国家建设政策和原则，让这个多元社会成为世界一流大国，并证明像加里尔伊布拉欣这样的爱国者并没有于1983年在香港为“种族和国家”白白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