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都拉的历史定位将不由他是否通过马哈迪的测试，而是他是否兑现令国阵在2004年大选获得大胜的改革承诺与计划来确定。

前副首相敦慕沙希淡赞扬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以“高明的沉默”及“很好、很好领袖的风范”应对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的抨击。马哈迪指阿都拉背弃了他的政策及计划，而且指阿都拉不是他首选的继承人。

我同意慕沙的看法，但首相的“高明沉默”不能与阿都拉政府的“不高明沉默”匹配，因为马哈迪提出的问题，就如所有由任何大马人民提出的涉及公众利期课题那般，需要一个完全了解与致力于开明、负责任、透明化及良好施政的政府给予完整与让人满意的答案。 

有关答案不一定须由首相亲自给予，但必须由其他政府领袖提供，如果其他领袖无法针对这些涉及公众利益的课题提供满意的答案，那么身为首相的阿都拉就必须亲自出马。

如果马哈迪提出的质问，包括政府取消兴建半座弯桥计划、脱售Agusta、发出AP汽车入口准証、为何普腾首席执行员东姑丹斯里马哈里尔的合约未获更新，不能在首相不必出声下，由政府给予满意的答復，则将突出了阿都拉的政府出了佷大的问题。 

当大家认为马哈迪过于小气、个人化及不礼貌，而指阿都拉不是他的首选继承人的“不仁慈”说法及要阿都拉“某个程度感恩”的同时，大家难免会认同，马哈迪提出的涉及公众利益课题，必须有答案，以配合负责任、透明化及良好施政原则，儘管不一定同意马哈迪对所有或4项中的任何一项课题之立场。

慕沙指马哈迪患上“严重卸任首相症候群”，导至这名前首相认为“只有他是对的”，慕沙对马哈迪的诊断的确一针见血，但我不同意这名前副首相的说法，即马哈迪的公开批评只将给巫统、政府及国家带来负面影响。 

我不对巫统作出推测，但慕沙是否真的认为，一名前首相批评现任首相的政策及计划，无可避免的给政府及国家带来不利的影响？

慕沙是否将对国父兼大马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及第3任首相敦胡先翁作出同样的判断，即当他们批评马哈迪在位时的政策，包括1980年代时的不民主与打压性政策与措施，是具分裂性与破坏性的？ 

情况可能是相反的，如果东姑及胡先翁对马哈迪的不民主与打压性政策作出更加严厉与更持久的抨击，我国也许会逃过许多马哈迪当权时的过份滥权行动，而有关行动已破坏了民主成长及国家在国际间的竞争力。

马哈迪曾说，那些在他当首相时不同意他做法的部长们应表明反对立场及辞职。 

他在周五说：“他们（部长们）说集体负责（有关现任政府作出的决定）。因此等于内阁推翻他们之前同意的所有决定。”

“现在，他们有了新领袖，他们不同意。如果他们之前不同意，告诉我及辞职，但他们辩不到。” 

今年4月我就在国会提出同样的问题，即在马哈迪时代一致同意兴建耗资11亿令吉半座弯桥的部长们，竟也能够一致地同意取消这项计划，而让纳税人在各种形式的赔偿下浪费了至少7亿3000万令吉，其中1亿令吉赔偿Gerbang Perdana、2亿5000万令吉用来兴建一座高架天桥衔接长堤与新关税大厦及付3亿8000万令吉地税给柔佛州政府。

我认同慕沙说，内阁部长们有权根据回馈、资讯及知识，改变他们对一项计划或政策的原有立场，但大马人民有权知道，这种思想上“一致”改变的原因，尤其是取消耗资11亿令吉的半座弯桥计划，浪费了纳税人7亿3000万令吉！

我完全支持及接纳阿都拉对马哈迪批评所作出的回应：“敦马可以自由说任何东西。对我而言，不是问题，因为我国是民主的。” 

其实，我要进一步建议阿都拉提名马哈迪为上议员，以提供他一个适当的国会管道表达他的看法、批评，甚至不满，因为凭他当了22年首相的经验与事后看法，应是有用处的。

大家都不应担心马哈迪在国会上议院有发言权，因为这项委任是大马民主建国半个世纪前夕的一项成果，双重标志着政府对本身有信心及民主制度已成熟。它也将有利于提升上议院的素质与重要性。 

同样的，马哈迪必须准备为他当权时作出的各项具争议性决定、政策及计划，作出适当的交待。

最后分析，阿都拉的历史定位将不由他是否通过马哈迪的测试，而是他是否兑现令国阵在2004年大选获得大胜的改革承诺与计划来确定，但是大选后的26个月或他出任首相后32个月的中期成绩报告，无论是公共服务的改革、肃贪运动、独立警方扳诉及违例委员会争议、打造国人的第一统思维等等，都差强人意。 

目前是阿都拉言行一致的时候，以落实他要打造一个清廉、不贪污、有效率、可信赖、民主及公正大马，并准备听取民意的改革承诺与计划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