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人不曾像过去12个月中经历如此多的绝望和无助感，不曾像现在那样，对如此多的危机感到反感和疲累，无论是550亿令吉的一马公司危机、26亿令吉“捐款”危机——还是更多，正如《华尔街日报》今天所最新披露的，有超过10亿美元，而不只是6亿8千100万美元，曾经被存入首相拿督斯里纳吉的私人银行账户里——在4月1日所落实的服务及消费税；国家史上最糟糕的种族及宗教两极化，因着极端主义、不包容和偏颇前所未有的兴起；马币令吉贬值，徘徊在4.20令吉对1美元的范围里；马来西亚在教育水准和成就上的衰落；马来西亚在重要的国际指数上的名次退步，在“2015年最恶劣贪污丑闻”名列全球第三，还有在透明国际的2015年贪污印象指数滑落四个名次；在国内和国际上失去信心，首相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是否是一名“贪腐领袖”，一马公司丑闻也成为7个国家的调查对象；因着国家安全理事会法案在国会通过（但还没有获得元首御准）而带来的“独裁制”的威胁，以及最重要的，1957年的独立宪法和1963年成立的马来西亚联邦的前景和生死存亡。
无论在何时何地，有见识、关心及爱国的马来西亚人都在问：马来西亚为何会走到如此让人遗憾的关口，在我国独立的早期年代，我们曾经梦想在各个领域中的努力可以达致国际的伟大和成就，还有马来西亚要如何走出我们如今所陷入的困境。
我还记得当民主行动党国会议员于去年4月远赴约旦和埃及进行考察时，我在亚历山大里亚对马来西亚学生的演讲中，呼吁针对国家所演化的前所未见的政治局面“要怀着新思维，甚至去思考不可能的”，正当马来西亚正处于模糊不明朗的状况，甚至连马来西亚联邦的存在目的也是自马来西亚在1963年成立后首次被人所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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