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民众的信任和信心都被政府所粉碎，后者乃是“耍弄政治手段”的罪魁祸首，尽管这些手段都被掩饰作“为国家的好处”

泰国国会昨天通过了一项总值2520亿令吉的经济支持配套，以舒缓新冠肺炎瘟疫所带来的效应，这个配套包括了向农民和非正式员工如街边小贩，以及那些工作消失掉的受雇于按摩中心及酒吧的人发出援助。

新加坡国会在一周前通过了一项总值330亿新元的补助预算案，它的协助对象主要是劳工和商家，以度过新冠肺炎危机和黯淡的经济前景。

新加坡的这项被称为“坚毅向前”的预算案是该国不到四个月内的第四个预算案，前三个预算案分别是“团结”预算案、“坚韧团结”预算案和“同舟共济”预算案，总额近1000亿新元——或等于新加坡国民生产总值的接近20%——旨在协助新加坡人民度过新冠肺炎疫情。

菲律宾的众议院自3月23日起就混合运用远距离和面对面的方式一直继续召开会议，来通过法案让政府拥有对抗新冠肺炎的必要利器。该国还成立了一个击败新冠肺炎国会委员会，并透过视讯每周开会至少两次。

印尼的众议院也继续召开会议，关注在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条例上，比如为灾难管理法的修正案背书，该法案一旦通过将赋予国家灾难缓解机构（BNPB）更多权力，还有提高省级预算案里的灾难管理的最低预算案拨款。

唯有在马来西亚，我们的国会是禁闭起来的，国会议员都无法在新冠肺炎瘟疫期间履行宪法赋予他们监督和审视行政单位的职务。

尽管当马来西亚在3月18日实施行动管制令（MCO）时，我们的新冠肺炎感染数目冠绝全东南亚（马来西亚当时的确诊病例是790宗、印尼有227宗、菲律宾有202宗），但菲律宾却在4月13日超越我们，该国的累积确诊病例达到4932宗，相对于马来西亚的4817宗；马来西亚随后在4月15日被印尼超越，该国的累积确诊病例达到5136宗，而马来西亚在那时候只有5072宗。

现在，马来西亚的确诊病例有7819宗，而印尼（2万6473宗）和菲律宾（1万8086宗）在这项数据上都超越我们了。我们在新冠肺炎死亡病例上也表现得比这两个国家好：马来西亚有115宗死亡病例，印尼有1613宗，菲律宾则有957宗。

那么首相是否可以为马来西亚国会为何会被禁闭，还有国会议员不被允许执行他们监督和审视行政单位的职务，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吗？

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英国伦敦酝酿着，该国的高级公共卫生官员警告英国首相强森，民众对英国政府的信任随着首相顾问Dominic Cummings所引发的违反防疫条例事件而破裂，并为预计在本周解禁的禁闭措施后的民众生命带来新的危险。

身为强森主要亲信的Cummings在被目睹现身于距离他伦敦住家264英里以外的杜勒姆（Durham）后，引发这次的丑闻，他当时已经出现冠状病毒疾病的症状。

那么马来西亚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又是处于怎样的状况呢？

即使姑且不谈恶名昭彰的“喜来登行动”，目前显而易见的是后门首相和内阁都是“耍弄政治手段”的罪魁祸首，尽管这些手段在起初都被伪装成非常高尚的模样。丹斯里慕尤丁甚至还宣称自他上任首相后就不再去想政治，因为人民已经“厌倦”政治。

但目前不容置疑的是，慕尤丁自3月1日成为首相以来，就不曾停止去想政治和玩政治，尽管他已经知道人民对政治“厌倦”。

以下就是他“耍弄的政治手段”：

• 将国会禁闭起来，在这场瘟疫期间瘫痪宪法赋予国会议员监督和审视行政单位的功能；
• 透过部长和官联公司职位引诱国会议员支持新政府，进而犯下行贿的刑事罪；
• 滥权、猖獗的贪污、窃国政治的死灰复燃，以及大规模侵犯人权的事件；以及
• 在违反党章的情况下“解除”敦马哈迪医生、慕克里兹、马智礼、赛沙迪和阿米鲁丁韩沙的团结党党籍。

以上所有的这些行动只会产生一个结果：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破裂，尤其是政府在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的隐形战争中在不同的领域里所建立起来的名声。

随着有关以部长和官联公司职位来引诱国会议员的录音曝光后，政府是否能在这件事上证明自身的清白呢？

总而言之，马来西亚民众的信任和信心已经被政府所粉碎，后者乃是“耍弄政治手段”的罪魁祸首，尽管这些手段都被掩饰作“为国家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