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来西亚对抗新冠肺炎的隐形战争中蒙受损害的事物：议会民主、公信力、正义、国民信任和支持

我昨天说过，要不是“喜来登行动”和接续下来的政治动荡，马来西亚可能就不会爆发第二波的新冠肺炎疫情，并会免去行动管制令和有条件行动管制令以及它们所导致的113条人命的损失和大约7000宗的新冠肺炎病例，还有3200万马来西亚人民的生计。

就在同一天，电子媒体出现了一篇题为“战利品：国盟式的分赃”的文章。

我想也应该出现一篇标题为“在马来西亚对抗新冠肺炎的隐形战争中蒙受损害的事物：议会民主、公信力、正义、国民信任和支持”的文章。

新冠肺炎瘟疫是全球现象，我也经常强调马来西亚必须从其他国家的成功及失败的案例中吸取教训，这样我们才能在瘟疫当中推行最佳，而不是最糟糕的措施。

比方说，当马来西亚在3月18日实施行动管制令（MCO）的时候，我们的新冠肺炎总确诊病例是790宗，位居世界第18位。美国在那个时候有9269宗确诊病例（世界第6位），而俄罗斯的确诊病例甚至比马来西亚的还要少（147宗），仅排在世界第48位。

但来到现在，马来西亚的世界排名是第56位，共有7009宗确诊病例（比过去两个月的数据增加8.9倍），但美国却是世界第1位，确诊病例高达159万1252宗（增幅达171.7倍），至于俄罗斯则高居世界第2位，确诊病例也有30万8705宗（增幅2100倍）。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巴西和英国，它们的新冠肺炎总确诊病例在世界分别位居第3和第5位，巴西有29万1579宗、英国则有24万8818宗。

但巴西在3月18日的确诊病例比马来西亚的还要少，只有529宗（并在之后两个月增加551倍），而英国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世界第10多确诊病例的国家，共有2626宗（增幅94.8倍）。

马来西亚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过去两个月中增加8.9倍；而美国、俄罗斯、巴西和英国的相关数据却呈指数增长的形态，增幅分别是171.7、2100、551和94.8倍，这个事实显示出这四个国家在对抗瘟疫的隐形战争中所制定的公共卫生政策出现了纰漏。

要不是“喜来登行动”和接续下来的政治动荡，马来西亚应该能够躲过第二波的新冠肺炎疫情，它将2月16日至26日之间的22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1宗死亡病例翻倍至截至5月19日的7009宗确诊病例和114宗死亡病例。

但多亏在对抗新冠肺炎的隐形战争中冒着生命和个人安全的前线人员，马来西亚如今已经控制好第二波的新冠肺炎疫情。但在美国、俄罗斯、巴西和英国，究竟它们的第一波新冠肺炎瘟疫的顶峰达到了没有，都还备受争议。

有些人并不想知道其他国家的状况，我们不能将马来西亚的存亡和作为一个开放经济体的富饶托付在这些人手上。

可悲的是，正当马来西亚如同世界各地那样卷入在对抗新冠肺炎的隐形战争，我们却有一些政治领袖只热衷于“喜来登行动”的“战利品”，他们完全罔顾我们在对抗新冠肺炎瘟疫的隐形战争中蒙受损害的事物，那就是：议会民主、公信力、正义、国民信任和支持。

当国会被禁闭、宪法赋予国会监督和审视政府行动的角色被冻结起来时，受害的是各个民族、宗教、区域和政治立场的马来西亚人民，国会监督和审视的功能有助于预防滥权、猖獗的贪污、窃国政治的死灰复燃以及大规模的人权侵犯事件的回归。

玻璃市州议会在昨天召开完整的会议，沙巴州议会也召开了三天的会议，槟州和雪兰莪州议会也不例外。

首相是否可以解释缩短星期一的国会会议的因由只让国会议员聆听国家元首的御词，导致整个会议持续不到一个小时；但玻璃市、沙巴、槟州和雪兰莪的州议会却可以召开会议？

昨天又有一名国民联盟国会议员受委为一家官联公司的主席，这符合了国会事务部长塔基尤丁所宣布的所有目前没有在政府里担任官职的政府国会议员将会受委为官联公司的主管。

这岂不是又一个“喜来登行动的战利品”较“新冠肺炎瘟疫的隐形战争中蒙受损害的事物”重要的表现吗！

这样的情况究竟何时才会终止？它将成为滥权、猖獗的贪污、窃国政治的死灰复燃以及大规模人权侵犯事件的回归的温床！

国盟政府已经完全将对抗新冠肺炎的隐形战争中蒙受损害的事物臣服于喜来登行动的“战利品”之下，这就是为什么政府没有在星期一向国会呈上“全社会”式的瘟疫退场策略和蓝图。

这也是涉及里查阿兹令人震惊的庭上协议的原因，他在总值达2亿4800万美元（10亿8000万令吉）的与一马公司资金有关的洗钱罪状上被法庭裁决获得释放，但不等同于无罪（DNAA），而条件是归还1亿730万美元（4亿6530万令吉）的款项。

国盟必须表明对一马公司丑闻的立场，它是否支持希望联盟有关它是国家历史上最庞大的金融丑闻的立场——它还导致丹斯里慕尤丁被革除副首相职位——还是回到以前的国阵政府在2018年5月9日第十四届大选前的立场，那就是将所有一马公司丑闻相关的谈论视为谎言和歪曲，甚至禁止国会议员在国会针对这个议题展开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