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体制改革和善政核心小组应引领关于重大国家课题的新思路，即如何确保扶弱措施以需求为基础，而不是以种族为基础；马来西亚如何成为首屈一指的廉正国家，并向世界展示我国是不同文明联盟的成功典范，而不是文明冲突造成的失败例子

我要祝贺拿督斯里安华以国会改革与善政核心小组主席的身份主办这次的研讨会。自希望联盟在2018年历史性的第14届全国大选后组成政府以来，这个核心小组的成立是对国会程序进行严谨改革的重要部分。除了国会核心小组之外，6个新的国会委员会也已经成立，以为后座议员提供更大的空间，让前座议员对国会负责。

在重新注入活力的国会中出现的新问责制结构和程序，是上届政府中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当时国会被视为橡皮图章，用来强行通过非民主的决定，如2018年选区划分法案和用以粉饰一马公司丑闻的《反假新闻法》。

今天的活动是一个具体的例子，说明国会议员如何通过由国会各政党代表组成的国会核心小组，可以就重要的政策事项提供意见，供行政机关成员认真考虑。

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对如何通过政府政策定义和解决贫困的理解——最近在新闻中被提及。因为联合国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派员菲利普奥尔斯顿教授（Philip Alston）于2019年8月23日发表的报告中，称马来西亚低估了国内的贫穷人数。

许多人呼吁认真看待这份联合国报告的结论，包括本核心小组的主席拿督斯里安华、许多国会议员、学者和研究人员（包括马来西亚公民和非马来西亚公民）以及公民社会成员。许多人已提出认真看待这份报告的充分理由。

我不要重复这些论点。可是我得承认，在当今这个充斥假新闻和彻头彻尾的谎言的时代，任何更新的衡量贫困的方法，都将不可避免地增加被定义为贫困的边缘化群体的人数，这很可能会被不负责任的人士“操弄”。例如，如果使用更新后的多维贫困指标将贫困家庭的比例计算为19％，那么我几乎可以肯定，在野党及其网络兵团将使用该数字来表示，在希望联盟政府之下，贫困人口数量已经显著激增。而且很有可能，这些网络兵团会将民主行动党视为恶鬼，是造成所谓的贫困“激增”的导因。

虽然这些担心并非没有根据，我们不应该仅仅因为事实将被不负责任的人士操纵和曲解，而放弃对马来西亚社会的更准确描绘。我非常相信真理将占上风，特别是如果向公众做出适当的解释——做解释的不仅是由政府，还有相关领域的专家，包括今天出席本次研讨会的一些研究人员和学者。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首相马哈迪透露，由于隐含的或有负债和承诺，我们在上届政府领导下的债务总额实际上已超过1万亿令吉。有些群体批评我们揭露和使用这个数字。可是，在向公众和相关利益关系者，包括债券评级机构解释之后，马来西亚得以维持整体信用评级。

大约50年前，我国采用了新经济政策（NEP）。新经济政策有两个分支，其中之一是不分种族地消除贫困，以作为实现国民团结的一个途径。一个个的5年计划已拨款数十亿令吉，用于实现这一重要目标的计划和项目。上届政府公布的官方估计数字显示，仍有0.4％的家庭（约27,000户）仍在国家贫困线以下。这些估计数被严重质疑为轻描淡写，也出现了要求检讨这些估计的呼声。0.4％的估计数是虚幻的，不能用作规划和资源分配的基础。现有的方法需要替换，并且需要与国际最佳实践保持一致。这是有一定紧迫性的事情，我想建议一些步骤：

a) 设立一个技术专家小组，使用国际最佳实践重新计算贫困线收入（PLI），以得出可靠的贫困估计。这是大多数先进国家在计算重要/敏感统计指标时普遍采用的方法。现在该是马来西亚放弃完全旨在产生“感觉良好”数字的过时做法，并朝着完全透明的方法迈进的时候了。

b) 指示经济策划组（EPU）和统计部发布最近的家庭收入与支出调查的分类数据（按照《统计法》的要求匿名发布），以便研究人员能够进行独立分析。发布这些数据的做法与希盟的大选宣言承诺一致，即公开和透明的数据共享。

c) 考虑进行一次广泛的调查，以探讨为什么过去的政策未能成功实现新经济政策中制定的目标。这应该包括识别疏漏。这项调查应该赋予提出建议的任务，加强安全网计划以帮助穷人。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何最好地将“最低工资”转变为“生存工资”。

收入不平等——尽管贫困问题一直是公众讨论的话题，与收入不平等相关的问题却很少受到关注。基尼系数的计算大体上指向了偏态分布。虽然一些研究显示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另一些研究却指出相反的方向。

最近，由莫哈末阿都卡立（Muhammed Abdul Khalid）（马来西亚国立大学）和李阳（巴黎经济学院）进行的一项名为《马来西亚的收入不平等和种族分歧——来自国民账户分布的证据（1984-2014）》的研究填补了我们知识上的空缺。该研究揭露了一些关于收入分配模式的迷思。

作者把从国民账户、家庭调查、财政数据和人口统计中获得的可用信息结合起来。这似乎是首次尝试提出完全符合国民账户的贫富悬殊衡量方法。两位作者的主要发现如下:

2002至2014年期间，50%中下阶层取得最高的实际收入增长，增幅达5.2%。其次是40%中产阶级，增幅达4.1%。10%上层阶级的收入则增长2.7%，而最富有的1%人口收入增长了1.6%。尽管所有种族都取得了良好的平均收入增长率（土著4.9%、印度人4.8% 和华人2.7%），但个人实际收入增长率最高的是在最富有1%人口里的土著，增长率为8.3%。这显得印度人的3.4% 收入增长率要低得多，与华人的 -0.6%负增长率也形成了鲜明对比。虽然增长率为负，但在最富有的1% 人口中华人仍占有最大的份额。在2014年，最富有的1% 人口中有60% 是华人、33% 是土著及6% 是印度人(与2002年相比，最富有的1% 人口中有72% 是华人、24% 是土著及3% 是印度人)。综上所述，在此期间，马来西亚人的收入增长率呈现了收入阶层之间的包容性再分配，但在种族群体之间则出现了转变。

核心小组或许可以举办一次研讨会，邀请两位作者提呈完整的研究结果。

该研究的作者们提醒读者注意以下事实：由于马来西亚的收入和财富数据缺乏透明度，因此估算结果是脆弱的。这再次呼吁了官方机构在发布数据时要更加公开和透明。希望联盟的大选宣言承诺将在这方面进行改革。

现在是指示经济策划组和统计部发布最近的家庭收入与支出调查分类数据（按照《统计法》的要求匿名发布）的时候了，以便研究人员能够进行独立分析。发布这些数据的做法与希盟的大选宣言承诺一致，即公开和透明的数据共享。这是一项必须实现的改革。值得注意的是，发布此类数据是一种基本的、普遍的做法，符合联合国统计原则。没有一个在统计学上成熟的国家像马来西亚那样收藏调查数据。

我们不该觉得需要戒备或捍卫上届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在人们已达成共识做出改变的领域。需要对于贫困拥有更新的定义和理解就是一例，我们不该回避这项挑战。这包括使一些术语和定义易于普罗大众理解，改善现有政策并提出新政府政策，以解决和减少在修订后的贫困定义下，被归为贫困人口的人数增长。我相信，在场的许多学者和研究人员都能在这方面协助我们。

此外，我们不应该害怕查看国家经济政策（NEP）在减少马来西亚各个民族之间的贫困方面的记录。尽管我们应该承认新经济政策在让许多马来西亚人民，尤其是在土著社群，摆脱贫困并进入中产阶级方面，取得了部分成功；可是我们之间仍存有许多边缘化的群体，尤其是原住民和生活在沙巴和砂拉越乡村地区的土著。我们需要对多维贫困做出更广泛的定义，以便妥当地掌握这些边缘化社区的困境。有了这种认知，我们便能制定和实施更具针对性的政策，以帮助改善这些群体的生活，尤其是缓解贫困代代相传。

有关此议题的讨论，在今天的研讨会之后也应该继续进行。这场已经开始的对话，应该涵盖更多非政府组织、学者、研究人员和其他在前线与贫困斗争的利益相关者。

事实上，我期盼的还有更多。这个国会核心小组应站在倡导体制改革和善政的前列。首相于2019年5月9日在希盟政府成立一周年的主题演讲中，谈到了共享繁荣的愿景，即马来西亚可以在各个层级的供应链、阶级、种族和地区公平增长的同时，继续保持永续发展，并在2030年之前在人民之间建立和谐与稳定的感觉。这个国会核心小组不应该仅在贫困议题上提出新想法，也应该关注其他重要议题，即：

a) 如何确保扶弱措施以需求为基础，而不是以种族为基础；

b) 如何促进国民团结，特别是打击制止旨在煽动种族和宗教之间两极分化的假新闻和仇恨言论的激增；

c) 如何实施体制改革和善政；

d) 马来西亚如何成为首屈一指的廉正国家，以及

e) 如何向世界展示马来西亚是不同文明联盟的成功典范，而不是文明冲突造成的失败例子。

谢谢。

【于2019年9月24日（星期二）在国会由体制改革和善政的国会核心小组举办的“评估我们对马来西亚贫困状况及实施消除贫困政策的了解”国会研讨会上发表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