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成立马来西亚贫穷率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呼声

当我们在2019年9月16日迎接马来西亚成立56周年之际，我们可以反思一些我们都应该感恩的事情。

尽管全球经济存在不确定性，马来西亚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4.9％，是东南亚唯一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高于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国家。

2019年上半年，批准的制造业、服务业和第一产业的外国投资，从2018年上半年的251亿令吉增加了97.2％至495亿令吉。截至2019年6月，整体失业率维持在3.3％的较低水平。

然而，在我们庆祝我们可以享受许多事情的当儿，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周围的边缘化社群。在希望联盟于2018年5月执政之后，贫困和边缘化群体并未在一夜之间消失。

这些团体清楚地提醒我们，为了提升他们和孩子的生活，我们还需要多少的努力。

这包括住在吉隆坡市中心廉价公寓的一家四口，家庭收入低于RM2000。这包括红土坎的一个单亲妈妈，丈夫在一次摩托车事故中丧生后，她必须独自照顾四个孩子。这包括位于云冰联土局垦殖区的一个家庭，其收入随着全球原棕油价格的下跌而下降。这包括前橡胶园坵工人的家庭，必须往来在他们周围发展起来的城市化世界，才能勉强维持生计。这包括收入不稳定的话望生原住民家庭，因为砍伐森林和非法伐木减少了他们从森林中获取食物和其他资源的机会。这包括在砂拉越的比南族，由于涉及贪腐的土地交易，他们赫然发现他们的土地和生计被剥夺了。 这包括拿笃的海巴夭族，他们的孩子们面临着黯淡的经济前景，因为他们的无国籍状态限制了上学的选择。

单凭直觉，很多国会议员都不会认为马来西亚的贫穷率已下降到0.4％而已。计算下来，这是在670万个家庭的总人口中，约27,000个家庭处于贫困线收入（PLI）以下。这相当于222个国会选区中，每个选区有平均121个家庭处于贫困线收入以下。如果我们根据前来我们服务中心寻求经济援助的人数来判断，这种低贫穷率似乎并不能反映实际情况。

在第14届全国大选之前，希盟国会议员和我们各自的政党，都支持需要检视或重新检视贫困线收入。

公正党智库人民研究所（Institut Rakyat）要求当时的政府采用相对贫困的指标，而不仅仅依靠基于贫困线收入的绝对贫困指标。

巴生的国会议员，查尔斯·圣地亚哥，早在2008年就提出了与贫困线有关的课题。

2014年，当时的班底谷国会议员奴鲁伊莎呼吁使用多维贫困指数（MPI）来更好地反映普罗大众间的贫困情况。后来第11个马来西亚计划引入了这个指数。

2006年4月关于第9个马来西亚计划的国会辩论中，我在发言时也强调了我国制定更准确的贫困指标的必要性。

马来西亚的学术和研究界长期以来对理解和衡量贫困提出了很多见解。

研究贫困的马来西亚著名学者拉嘉雅教授（Ragayah Haji Mat Zain）在她的研究中强调，需要更新贫困的衡量标准，包括贫困线收入。

最近，国库控股研究院（KRI）强调了衡量相对贫困的必要性，以补充更新后的国家绝对贫困指标。

2018年2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智库DM Analytics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几乎所有生活在吉隆坡低等级公寓的儿童都处于相对贫困状态，7％则处于绝对贫困状态。

用以衡量无法获得充足食物的儿童发育迟缓率已经超过20％。因此，领导该研究的首席研究员穆罕默德阿都卡立博士（现任首相经济顾问）表示，这问题已达到危机水平。

我还注意到，穆罕默德博士最近在《阳光日报》的专栏中呼吁，更新我们的贫穷率衡量标准，包括调整多维贫困指数（MPI）的衡量标准,并考虑相对贫困的因素。

在这样的背景下，最近联合国赤贫与人权问题专员菲利普·奥尔斯顿教授（Philip Alston）于2019年8月23日发表的评论，其中包括马来西亚低估贫困人数的说法，应该不会令人感到意外。

呼吁更加透明地公布和传播用于衡量贫困的住户调查的微观数据，也不是新鲜事。研究贫困的著名学者兼马来亚大学的皇家翁姑阿兹贫穷研究讲座教授马丁拉瓦雷安教授（Martin Ravallion），在今年早些时候也得到了同样的观察结果。

我很高兴地留意到，首相马哈迪已经表示政府将仔细研究联合国专员发表的报告，政府将在必要时检讨贫穷率的衡量标准。

最终，我们衡量马来西亚贫困的方式的任何变化，都不应仅仅是一项技术性工作。这些衡量标准必须更新，以便我们可以利用它们来更好地把我们的政策导向帮助边缘化群体，特别是B40社群。国库控股研究院（KRI）的经济学家Christopher Choong明确提出了这一点。

令人鼓舞的是，新的希盟政府已经专注于B40社群的需求，并在过去一年中引入了专门针对B40的新政策。

这包括 MySalam 自动社会保障计划、Peka B40 全国健康检查计划、I-Suri B40 家庭主妇公积金计划。上述只是几个例子。

我相信，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可以通过更新贫困衡量标准来实施。首相马哈迪医生呼吁政府关注“共享繁荣”，这也与提升B40群体生计的重点相一致。

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贫困线收入和多维贫困指数措施向上调整，并引入相对贫困指标，某些群体可能会因为贫困率提高而“责怪”希盟政府。在“假新闻”猖獗的的这个时代，如果有人因此而指责民主行动党是不足为奇的！

然而，我们不应该害怕这一挑战。正如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肯尼思西姆勒（Kenneth Simler）所说，“提高马来西亚的官方贫穷率标准需要政治勇气和良好的沟通”，虽然“不可避免地，有些人会指贫穷率已经上升是错误的”。

为此，我支持某些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的呼吁，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皇委会），研究联合国专员的报告内容，并就如何改善马来西亚的贫困指标提出建议。我也提议以下人仕作为本皇委会的成员：

（一）丹斯里嘉米尔博士（Tan Sri Dr. Kamil Salih）——大马经济研究院现任主席，并且是备受推崇的学术人员和经济学家，担任这个皇委会的主席

（二）拿督丹尼申博士（Datuk Dr. Denison Jayasooria）——国民大学大马及国际研究院教授，在贫困研究和族群关系方面有长期的研究和经验

（三）李活安博士——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员兼2013年马来西亚发展报告的其中一位作者

（四）玛德琳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Dr. Madeline Burma）——大马人权委员会现任委员兼国民大学敦法蒂玛哈欣女性领导中心总监

（五）吉隆坡世界银行研究小组的代表

（六）马来西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代表

我鼓励马来西亚人民提名更多政治中立的个人，而他们必须能够提供贫困研究和政策领域的技术和实地经验。

当马来西亚的边缘化群体能够参与我们共享繁荣的愿景时，将来我们就能以更强大的信念庆祝马来西亚日！

【于2019年9月7日（星期六）上午10时在峇株巴辖濠晶酒店举行的柔佛州民主行动党干训营发表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