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的国会会议在体制改革方面取得很大的进展，不过进度还是太慢和差强人意。10月开始的下一次国会会议应该尝试做得更多，以便遵守希望联盟建立新马来西亚的承诺

于星期四结束的7月国会会议，在体制改革方面取得很大的进展——一开始是要求国会议员公布财产的提案；接着是把投票年龄从21岁降低至18岁的历史性体制改革（对我而言，这是我于1971年首次在国会提出这个课题的48年后如愿以偿的时刻）；最后是以期盼已久的警察投诉和不端行为独立委员会（IPCMC）法案落幕，而公民社会有3个月的时间给予反馈和咨询。

在7月18日结束为期12天的7月会议后的第二天，首相敦马哈迪医生在内阁反腐败特别委员会的会议后，宣布政府将拟定《信息自由法令》，以取代《1972年官方机密法令》。此外，主要公务员的任命，如选举委员会，司法任命委员会和人权委员会（Suhakam）的主席和成员，以及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MACC）的主席，将被提交至国会遴选委员会。

这些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体制改革，以前的国阵政府从未尝试过这些改革。不过，体制改革的步伐仍然过于缓慢和差强人意，国会于2019年10月7日至12月5日举行下一次会议的36天内，应该做出更多的尝试。

最新一期的国际周刊《经济学人》刊登了一篇社论《马来西亚政府应该在它还有能力时废除压制性法律，是埋葬压迫工具的时候了》。社论强调，没有比恢复公民自由更重要的改革了。

《经济学人》的评论员在谈到我国数目繁多的压制性法律时说：“令人高兴的是，马来西亚目前由一个不倾向于使用这些法律的联盟管理。”

它说：“持平而论，在公民自由方面，希盟远远超过国阵。“

但它也警告说，“如果希盟不能推动经济发展，它可能会在几年内跌落在野的处境; 如果它不能翻新马来西亚的民主，它可能会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丧失权力。”

无巧不成书，前马来西亚大使丹尼斯·伊格纳修斯（Dennis Ignatius）也写道：“人们越来越感觉到这个出于对变革的深切渴望而产生的政府 ， 正在逐渐回流到一般的政治。”

他写道：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那些改革议程，虽然曾经让国人如此激动并鼓舞了成千上万的普罗大——包括来自国外以及支持希盟的活跃分子 ，已经停滞不前。停滞的原因是缺乏政治意愿、无能和内斗。”

他问道：“为了自己未能完成一些改革或履行自己的承诺，他们还要恳求更多的时间，或者责怪顽固的公务员或所谓的‘深层政府’到什么时候？”

这些都是有益并值得接受的提醒。虽然以为可以在一两年内消除60年的滥权、腐败和不公正是缘木求鱼，马来西亚人期望更加紧迫和更快的体制改革步伐是合理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希望联盟政府必须使马来西亚人相信，它完全致力于建立新马来西亚，并凭着我们的团结、卓越、自由、公正和诚信，将国家转变为国际社会尊重的世界一流国家，而我们正走在朝向这些目标的正轨。

赞成和反对新马来西亚目标的两方，正进行着马来西亚的灵魂之战。 盗贼统治结合神权政治的支持者，使用他们的谎言、谬误、仇恨和恐惧为武器，煽动种族与种族和宗教与宗教之间的斗争。他们想要打造分裂和破碎的马来西亚，他们是新马来西亚的使命和梦想的真正敌人。

第14届全国大选后的马来西亚，正面临着我国史上最恶毒和邪恶的政治活动。

最近有一种危险的倾向，政坛被邪恶与恶毒的谎言、恐惧、仇恨、种族和宗教政治所污染。它非但没有在汇集于马来西亚的不同种族、宗教、语言和文化之间建立容忍、信任和信心，反而暗中企图在各种族、宗教、语言和文化间滋生怀疑、猜忌和仇恨，犹如在马来西亚国家建设的井水中下毒。

我本身就是马来西亚在过去半个世纪里被妖魔化得最严重的人。

我被指责为华人、基督教徒和共产党人。我甚至被指为陈平的亲戚；我该为1969年5月13日的骚乱负责，引领吉隆坡的街头示威活动，大喊反马来人和反伊斯兰教的口号，纵然在1969年5月10日全国大选之后，我不曾在吉隆坡。我被描绘为魔鬼、妖精，或是土怪；我反马来人、反伊斯兰教，在不同时期甚至是反印度人、反受中文教育的华人、反受英文教育的华人；是克格勃、中央情报局、军情六处，或是澳大利亚情报机构的间谍。

是的，我是华人，但最重要的是，我是马来西亚人。 我不是基督徒，我也不是共产党人，否则我们的政治部一定是世界上最无能的，以至于他们在过去的40年中无法认出国会中有个共产党人。然而，实际上马来西亚的政治部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

在第14届全国大选之前，这种恶毒的政治宣称，如果希盟赢得选举，我将成为马来西亚首相。当这些谎言和谬误在2018年5月9日之后被证明是错误的，新的谎言和谬误就被编造，声称我是布城希望联盟政府的实权领袖，而马哈迪医生、安华、旺阿兹莎和末沙布只不过是我的鹰犬和傀儡。

在马来社交媒体中，我被描绘成魔头，是马来人和伊斯兰教的最大威胁；在中文媒体，我则被描绘成完全没有原则和投机取巧，我已经出卖了华人社会的权益，并准备成为希望联盟政府中马来领袖的“走狗”。

我不知道一个人如何能够扮演这么多矛盾的角色，可是这是第14届全国大选后，我国历史上最邪恶和恶毒的政治活动。

我经常被问到，作为今天希望联盟政府一份子的民主行动党，和之前40年在野的民主行动党，有什么区别。

当中有一个主要的区别。从在野开始的头40年里，我们只需要考虑民主行动党的利益。今天，我们必须考虑到由4个政党组成，而我们是其中一份子的希望联盟政府的利益和成功。

我们不能像民主行动党在前40年历史中那样直言不讳和伶牙俐齿。当时我们在野，如今我们是联合政府的一部分，我们就必须利用内部渠道来解决我们的分歧。

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不同意某些问题的处理方式，例如赵明福或许景裕牧师和安里哲末的案件，但我们必须使用内部渠道来表达我们的观点。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绝不能放弃我们的原则和目标，以便重新设定国家建设政策，建立新马来西亚。

如果在2018年5月9日，我们没有成功拯救马来西亚，实现了和平与民主的权力过渡，而拿督斯里纳吉继续担任首相，那么马来西亚今天和未来几十年的情况会是怎样？一想到这里我就不寒而栗。

我们不仅会有一马公司的全球丑闻，我们还会有二马公司、三马公司和四马公司丑闻，而成为全球超级盗贼统治国家。

正如最新一期的The Edge所说的那样：“别丢弃了2018年5月9日的红利”！

【于2019年7月20日（星期六）在振林山民主行动党晚宴上发表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