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向总检察长丹斯里甘尼巴戴施压，要後者提控卡巴星煽动，而将一项法律课题转变成一项政治及种族课题，已立下一个糟糕与危险的先例。
在我国的50年史上，未曾有首相如此昭然的向总检察长施压提控一名反对党领袖，这使总检察长在联邦宪法第145（3）条款下赋予的酌情裁定权，即“开始丶进行或中止任何刑事罪的诉讼，而回教法庭丶原住民法庭或军事法庭除外”沦为笑柄。
阿都拉在周四说，他已指示巫统总秘书拿督斯里东姑安南向警方报案对付卡巴星，理由是卡巴星对霹雳州苏丹作出煽动性的指责，尽管卡巴星公开重申，他不曾质疑苏丹阿兹兰莎身为州回教领导人的特权。
首相在昨天更进一步的公开要总检察长加快提控卡巴星的行动。
无论是过去针对内阁部长，或在3月8日大选後，巫统不满登嘉楼州州务大臣人选，而对马来统治者作出的连串煽动性指责的报案，身为首相的阿都拉从未认真的看待这些高调案件。
阿都拉应以他的高职，结束卡巴星提出有关源自〈联邦直辖区教育主任对陆庭瑜〉一案判决定下的调动联邦及州公务员的法律原则後，却被指是挑战苏丹阿兹兰莎处理回教及马来人习俗特权引起的争议。
经过20年的连串司法危机，以及不仅司法制度，甚至其他的主要人物，尤其是总检察长的独立丶无私及廉正公信力大幅滑落後，我国正努力要从“司法黑暗期”走出来。
首相公开及不断的要总检察长提控卡巴星，无法使人相信当今政府有诚意要通过允许司法制度下的所有主要人物，无论是法官或总检察长，获得全面与没障碍的独立性与无私，结束长达20年的司法黑暗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