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希望联盟还是国阵的国会议员都应该向郭鹤年学习两个重要的教训——回归道德准则和恢复法制

自1969年以来我在国会的数十年（除了1999年至2004年间的第10届国会曾中断一次），我将第一次缺席由国家元首开幕的国会正式开幕仪式，因为我在振林山的住家跌倒，而我右眼眶的瘀青肿块还没有完全消除。

这是第13届国会的第六期会议的正式开幕仪式，预料它将在短期内解散，以便在直到5月中的70天内举行第14届全国大选。

不论是希望联盟或国阵的国会议员，为了准备感谢元首在国会开幕仪式上发表的施政御词的辩论，最好的方式莫过于阅读大亨郭鹤年的自传。郭鹤年最近被巫统妖魔化并无端、没有根据、恶意和蛮横地攻击了4天，只因为出现了郭鹤年资助民主行动党对抗国阵的虚构指控。

郭鹤年在他的回忆录中精确地指出了马来西亚在过去六十年中，从一个受到世界尊敬和崇拜的国家，堕落成为一个被鄙夷和越来越被蔑视的国家的原因，因为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无耻的全球盗贼统治国家。

其实，前部长丹斯里拉菲达阿兹在她最近的脸书贴文中同样谈论了这些重要的问题。

首先，拉菲达问道，为什么马来西亚当局无法找到一马公司主谋刘特作的数十亿令吉豪华超级游艇，而她自己可以在泰国的潜水之旅时认出它？

她嘲笑马来西亚执法机构“无能为力”的“平静”，并抨击国阵领导人声称没有证据表明这艘超级游艇属于刘特作。

拉菲达表示，这一事件对马来西亚来说是可耻的，特别是当其他国家正在对与一马公司相关的丑闻采取打击行动的时候。

她的贴文写到：“拜托……不要让世界把我们视为一无是处……我们不应该受到如此的羞辱。”

“就拿几个国家来说，在美国、澳大利亚、中东，瑞士、新加坡等，所有马来西亚的盗贼窃国丑闻都被迅速有效地处理…..”

“有人被监禁、有公司被罚款并被禁止营运、财产和资产被扣押，甚至是那些不愿意与这位臭名昭着的游艇主人挂钩的人，也把来路不正的礼物归还了。”

拉菲达说，当权者对丑闻的沉默让她想起了安徒生的短篇小说《皇帝的新衣》，故事中“没有人敢承认他们实际上看不到皇帝本来应该穿着的‘衣服’，而且皇帝没有穿任何‘衣服’”，因为“他们不想被认为是愚蠢的，以及不能胜任他们担任的职位。”

其次，拉菲达也披露，她曾请求郭鹤年跟她的孩子谈论道德的课题，因为郭氏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人物。

拉菲达说：

“自1980年代初我认识郭鹤年以来，他是一个经常与我讨论诚信、诚实和道德课题的对象。”

“对我而言，他的原则和价值观是年轻一代应该效仿的，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当我的孩子还小时，我甚至让郭先生和他们谈论道德课题。”

她感叹巫统基于郭鹤年资助民主行动党的诬告而攻击他。她感叹道：

“拜托，这个国家已经因为盗贼窃国的许多恐怖课题，而深陷于泥沼之中。”

“没有必要通过恶心和破坏性的方式来转移注意力。”

只要现任部长，不论是来自巫统、马华公会，民政党还是国大党，有拉菲达四分之一的胆量、勇气和坦率，那么今天马来西亚就不会处于那么糟糕的境地，被视为一个全球盗贼统治国家。

如果国会议员甚至是纳吉的阁员们全都读过郭鹤年的回忆录，尤其是第二十二章关于“文化的力量”的最后第七部分——“结语”，他们将获益无穷。郭鹤年指出两个因素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崛起和没落：

• 一个遵守道德准则的国家；和
• 法制。

郭鹤年说：“领导人必须是政治家，愿意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置于他们的个人利益之上。 我远离那些沽名钓誉或中饱私囊的政客。 真正的领袖是那些从社群中走出来，并为了改善人们生活而治理国家的人。“

郭鹤年还在回忆录中写道：

“监控不能塑造一个有道德的社会。你必须从源头着手，并且从年轻人还小的时候开始，在家庭和学校里为他们灌输强烈的道德感。”

他说：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制的基本原则。 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有人治。在法制之下，即使共产党总书记也不能凌驾于法律。”

如果马来西亚没有失去道德指引，法制也没有因为国家主要机构逐渐丧失独立性、中立性和专业性而恶化，那么60年前鼓舞所有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梦想将不会变得暗淡或被当作一去不回了，除非直到马来西亚能够在第14届全国大选获救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