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黄英贤没有移居澳大利亚，并于2001年放弃她的马来西亚公民身份而获得澳大利亚国籍，她可能出任马来西亚外交部长吗？

如果黄英贤没有移居澳大利亚，并于2001年放弃她的马来西亚公民身份而获得澳大利亚国籍，她可能出任马来西亚外交部长吗？答案是否定的。

一个人可以成为另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长，但如果他当初没有放弃马来西亚公民身份，就不能成为马来西亚的外交部长或任何内阁部长。这是谁的损失？

答案很明显，这就是为什么马来西亚人必须思考过去65年“马来西亚的国家建设到底出了什么差错”。我们未能实现国父姑阿都拉曼的愿景，即让我国成为“在动荡不安的世界中的一盏明灯”。我们未能实现2020年宏愿阐明的马来西亚国族和发达国家愿景。我们未能实现国家廉正大蓝图定下于2008年跻身世界最廉洁前30名国家之列的目标。我们未能实现教育大蓝图的目标，使马来西亚于2025年的国际教育水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并跻身全球顶层三分之一国家之列。

在1970年之前，黄英贤有可能立志成为未来的马来西亚外交部长。可是在1970年之后，超过100万各种族中最优秀和最聪明的马来西亚人，加入了第一波马来西亚移民潮，使世界各地的其他国家都变得伟大，而不是让马来西亚变得伟大！

马来西亚建国的过程出了什么差错？

从1970年到现在，我们的国民人均收入增加了30倍，但在此期间，我们的腐败和金融丑闻增加了63,000倍以上。例如从1979年1亿令吉的人民银行丑闻，到1983年25亿令吉的马来西亚土著金融（BMF）丑闻，再到过去十年420亿令吉的一马公司丑闻。

半个多世纪以来，马来西亚输给了台湾、韩国、新加坡、香港和越南。

到了2030年，我们会不会在年度透明国际贪污印象指数中输给中国和印尼？

在经济发展方面，在马来西亚建国百年之前，到了2040年或2050年，我们会不会输给更多国家，甚至输给印尼和菲律宾？

我们能否回归马来西亚宪法和国家原则中列明的建国政策和原则——君主立宪、议会民主、三权分立、法治、善政、公共廉正、尊重人权、讲求绩效、伊斯兰教作为官方宗教和所有其他宗教的信仰自由，以及建立源于我们的多元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的国民团结，不会根据种族、宗教或区域区分一等和二等公民。

我们是否在1990年犯下错误，延续新经济政策中的腐败、滥用权力和背信弃义，而不是用基于需求的政策来取代它，不分种族、宗教或地区地向贫困宣战。由于这个错误，马来西亚以数十亿美元的庞大一马公司丑闻，成为“最恶劣的盗贼统治国家”。

根据1957年独立契约和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唯有成为多元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的国家，马来西亚才拥有未来。如果马来西亚只是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卡达山人或达雅人的土地，或是穆斯林、佛教徒、基督教徒、兴都教徒、锡克教徒或道教徒的国度，则没有未来。

这就是为什么马来西亚宪法规定，任何马来西亚人都可以成为马来西亚首相，而且这个职位不只属于马来人或穆斯林。

当然还有政治现实。即便在美国，黑人成为美国总统和印度人后裔成为副总统也花了200多年。

我不知道非马来人是否需要200年或更长时间才能成为马来西亚首相，但独立和马来西亚契约规定，无论国家的政治现实如何，任何马来西亚人都可以立志担任马来西亚最高的政治职位。

我们必须回到最前线，让马来西亚人以马来西亚人的身份为优先，而不是以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卡达山人或达雅人的身份为优先。

无论是在沙巴、砂拉越、槟城、柔佛、雪兰莪和马来西亚半岛任何的州属；无论是政党、非政府组织、青年团体和学生学会，“出了什么差错”是所有马来西亚人都应该问的问题。这问题攸关为何马来西亚在建国60年多的过程中，未能发挥她成为世界一流大国的潜力，以及我们前进的方向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