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马来西亚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谁将赢得下届全国大选，而是马来西亚是否会在40年后的马来西亚建国百年纪念之前成为失败国家，有着更严重的盗贼统治

全国大选的鼓声越来越响亮。

“法院簇群”希望在他们当中的任何成员因腐败和滥用权力而被送往双溪毛糯监狱之前，现在就举行第15届全国大选。

首相依斯迈沙比利正在苦苦地背水一战，因为他不想成为马来西亚任期最短的首相，也因为即使巫统赢得国会大多数席位，他也不相信自己会再次担任首相。

然而，马来西亚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谁将赢得下届全国大选，而是马来西亚是否会在40年后的马来西亚建国百年纪念之前成为失败国家。

如果马来西亚继续倒退，输给更多的国家，最终在再过40年的建国百年纪念之前成为失败国家，有着更严重的盗贼统治，那么赢得第15届全国大选有什么用呢？

当马来亚，即现在的马来西亚，于1957年独立时，马来西亚国父东姑阿都拉曼表示希望这个新国家成为“动荡和纷扰世界中的一盏明灯”？

我们已经建国65周年。

我们是否处于实现东姑愿景的先进阶段，即马来西亚是“动荡和纷扰世界中的一盏明灯”，还是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一愿景，并通过成为盗贼统治国家来为“动荡和纷扰世界”献一份力？

1971年，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推出了国家原则和新经济政策。

资深经济学家和马来西亚经济研究院（MIER）的创始人丹斯里卡玛沙礼（Kamal Salih）呼吁废除新经济政策，以基于需求的政策取而代之，进而彻底改造我国经济。

他说：“只有10%的富人从新经济政策中受益。其余的群体，如M20和B40，都在苦苦挣扎。疫情之后，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卡玛指出，估计有800,000名失业的马来西亚人，其中约30%是“无处可去”的毕业生。

他还说，马来西亚大约90%的工人从事与他们不匹配的工作，他们进入不对的职位或工作领域。

“我们需要克服这一点。政治也对经济有太多的干预。这带来反效果。”

马来西亚第二任首相兼新经济政策的规划者是敦拉萨。他的儿子纳西尔表示，新经济政策中的许多原则不再有效，反而导致了功能失调的政治和马来西亚社群之间日益严重的分歧。

他说，现状很快变得无以为继，并询问我国领袖是否有任何倡议，实施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因为新经济政策并不是永久的解决方案。

前部长丹斯里拉菲达曾表示，援助应该提供给有需要的人，不仅仅是土著，而是不分种族地提供给所有马来西亚人。

她说，她已经数不清所有获得巨额资金但人民看不到结果的新公司。

她问土著要使用拐杖多久。

如果非马来人说新经济政策失败，他将立即被贴上反马来人的标签。这已成为马来西亚未能从汇合在马来西亚的不同种族、语言、文化和文明中建立团结一致国家的污点。

我们需要更多的马来领袖、学者和知识分子发声，提问“出了什么差错？” ，以至马来西亚无法发挥她成为世界一流大国的潜力，反而患上了严重的否认症候群，甚至有强大和有影响力的领袖否认马来西亚已成为盗贼统治国家？

玻璃市前州务大臣兼上议院主席丹斯里阿都哈密帕宛德（Abdul Hamid Pawanteh）表示，除非马来西亚的看管人改变他们领导国家的行为方式，马来西亚将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国家。

他说，除非短期内出现坚定的变革意识，否则困扰我国的疾病——从医疗保健到经济和政治，都将恶化。

他将问题归咎于教育制度未能为全球化新时代和新冠肺炎等浮现的巨大威胁，培养出合适类型的领袖。

我们无法实现2020年宏愿，成为团结一致的发达国家，塑造马来西亚国族，充满坚定的道德和伦理价值观，生活在民主、自由和宽容、关怀、经济公正和公平、进步和繁荣的社会中，并拥有全面具有竞争力、充满活力、强大和有弹性的经济。

我们无法实现2013～2025年马来西亚教育大蓝图（MEB）的目标，使马来西亚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并在国际教育水平的全球评估中，跻身全球顶层三分之一国家之列。

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被一马公司丑闻取而代之。

从1970年到现在，我们的国民人均收入增加了30倍，但在此期间，我们的腐败和金融丑闻增加了63,000倍以上。例如从1979年1亿令吉的人民银行丑闻，到1983年25亿令吉的马来西亚土著金融（BMF）丑闻，再到过去十年420亿令吉的一马公司丑闻。

半个多世纪以来，马来西亚输给了台湾、韩国、新加坡、香港和越南。

到了2030年，我们会不会在年度透明国际贪污印象指数中输给中国和印尼？

在经济发展方面，在马来西亚建国百年之前，到了2040年或2050年，我们会不会输给更多国家，甚至输给印尼和菲律宾？

我们能否回归马来西亚宪法和国家原则中列明的建国政策和原则——君主立宪、议会民主、三权分立、法治、善政、公共廉正、尊重人权、伊斯兰教作为官方宗教和所有其他宗教的信仰自由，以及建立源于我们的多元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的国民团结，不会根据种族、宗教或区域区分一等和二等公民。

如果马来西亚要落实她成为世界一流大国的潜力，“出了什么差错？”是每个爱国的马来西亚人应该提出的问题——无论我们是什么种族、宗教、地区、年龄或性别。

从1970年到1990年，新经济政策本应该有20年的期限。谁破坏了新经济政策并导致它失败，因为绝大多数马来人仍然贫穷？也许，最大的错误是它在1990年延续新经济政策中的腐败、滥用权力和背信弃义，而不是用基于需求的政策来取代它，不分种族、宗教或地区地向贫困宣战。由于这个错误，马来西亚以数十亿美元的庞大一马公司丑闻，成为“最恶劣的盗贼统治国家”。

马来西亚的国家建设出了什么差错？

我建议所有政党、非政府组织、青年团体和学生学会都应该在全国举行“出了什么差错？”的会议，以找出马来西亚在建国60年后，为何未能实现成为世界级一流大国的潜力以及前进的方向。

比何时举行下届大选更重要的问题是，马来西亚人是否会不分种族、宗教、地区、性别或年龄，如实坦诚地问，马来西亚在过去65年的国家建设中“出了什么差错？”，以及马来西亚能否在建国百年前避免成为失败的国家和我们的前路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