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六甲在七十和八十年代曾经是马来西亚优先运动的前线州属，现在火炬终于回到马六甲了

很多人以为我是马六甲人。但他们错了。

我是在柔佛峇株巴辖出生、长大和在那里完成我的中学教育。

我第一次到马六甲是在1955年4月初中一的时候，我当时是趁4月学校假期与两名同学（Tan Tik Seng和Allan Goh Chay Foo）骑脚踏车到马六甲。

我们参观了马六甲的旅游名胜古迹，包括荷兰红屋、圣保罗山、法磨沙堡、三宝山、郑和及汉都亚井。但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于1955年4月18日至25日假万隆举行的第一届亚非大会。

这是我们为期两天路程长达62英里的从峇株巴辖到马六甲（其中在麻坡留宿一晚）旅程中第一个吸引我们的事件。亚洲、非洲和第三世界领袖首次聚集一堂，出席的重要领袖有周恩来、尼赫鲁、苏卡诺、纳赛尔、铁托和克鲁玛。

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我后来会以国会议员的身份呆在马六甲17年，还有以内安法令拘留者的身份逗留在麻坡的拘留所17个月。

我原本在1969年大选上阵的议席并不是马六甲镇国会议席。我当时准备要上阵的国会议席是吉隆坡的武吉敏登国会议席，但因着我们在1969年与民政党达成选举共识，即民主行动党出战孟沙、民政党在武吉敏登上阵，我就被安排在白沙罗上阵，对垒曾永森。

在1969年大选前，民主行动党并不预期可以赢得许多席位，我们当时只希望可以赢下一至两席，并准备长期斗争以传扬我们的马来西亚是个属于视这里为家园的马来西亚全民，而不是任何单一族群或宗教的多元化社会的理念。

然后在选前最后时刻，我被认为我在马六甲镇国会议席上阵的胜算可能会比较高，所以我就被派往马六甲为建立一个更公正、民主和美好的马来西亚挥舞民主行动党旗帜。

这样我就与几位同志来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即马六甲，他们也对马六甲完全陌生。我们生平的第一场大选选战就是与马六甲领袖们并肩作战，这些领袖当中在1969年大选中选为马六甲州议员的有Michael Khong Chye Huat（中城区）, Bernard Sta Maria (东城区), Ho Mong Yew (西城区)。

我那个时候才28岁，但就像一般年青人那样，我满怀理想并准备闯荡天下，简直就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模样！

我在1969年5月13日吉隆坡爆发骚乱的时候身处亚庇。尽管我后来被妖魔化为513骚乱事件的肇因，被指控在吉隆坡街上带领非法游行和高喊反马来人的侮辱性口号，但实情是我在1969年大选后就不曾来到吉隆坡。

如果我真的如指控般有罪，当权政府和警方想必绝不会让我忘却我的过错。

我或许是1969年唯一一位能够在马六甲举行合法的胜选游行和合法的胜选集会的国会议员（两个活动都在1969年5月12日举行），我被安排在1969年5月13日飞往沙巴助选，因为沙巴的投票日是在半岛的两周后举行。

我是在亚庇的巨型群众集会上演讲时有人在后台告知吉隆坡爆发骚乱，但我却对详情不确定。

隔天即1969年5月14日，我被时任沙巴首席部长敦慕斯塔法驱逐出境，因为他认为我在亚庇的群众集会上对他不尊重。

我错过了5月14日离开亚庇的班机，幸运的是有一群也是敦慕斯塔法狂热跟随者的巴瑶骑士在当天到机场准备“完结我”，在我于亚庇群众集会上说道敦慕斯塔法后。

我在5月15日飞离亚庇，但因着梳邦机场被宵禁，我被迫在新加坡登陆，并和德凡奈尔共住三晚。

党领袖、朋友和家人都劝告我不要回来，因为我已经名列拘留黑名单上。他们劝我避风头，直到这场全国性危机过去为止。

但我深信我必须回到马来西亚，如果一个人在人民水深火热的时候不愿意回来与他们共赴时艰，他又怎么能成为领袖和国会议员呢？

当梳邦机场的宵禁情况缓解的时候，我买了机票飞回家。

但我却谨慎行事，我也准备飞往怡保，这样如果我没有现身在怡保机场，党领袖和家人就知道我已经被拘留了。

在梳邦机场，所有抵达的乘客都要接受移民厅的检查，仿佛他们就像是从外国飞回来似的。

在停机坪一端有一名移民厅官员随同两名武装警员在检查排队的乘客。

当轮到我的时候，我问他们是否在找我。他们看着我，检查我的护照，然后就带我上等候着的警车。这预示着我在内安法令下的第一次拘留。

我不曾后悔回家面临内安法令的逮捕。这是我身为新科国会议员和一名民主行动党领袖的职责。

我是在内安法令下第一次逮捕期间在麻坡拘留所的时候，被委任为民主行动党秘书长的。

我当时28岁，并担任民主行动党秘书长30年直到1999年为止。

马六甲在七十和八十年代曾经是马来西亚优先运动的前线州属。在随后的二十年中，前线州属的火炬传到了槟州、霹雳、雪兰莪和柔佛。

如今马来西亚优先的火炬回到来马六甲，就在2021年11月20日的马六甲州选。

在接下来的七天，我会写关于我在马六甲的日子。

【于2021年11月11日（星期四）所发表的八篇“我在马六甲的日子”系列文章的第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