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大的民主空间和一个正义及包容的经济，是民主派的两大挑战，无论你是社会主义者，穆斯林或是其他的派别

首先，我要感谢主办单位，让我有机会在此首届“穆斯林民主派世界研讨会”的会议，向优秀的在座各位致辞。

是次论坛的目标，一如其概念文件所言，即“以温和、宽容、理解和包容的声音，中和及改善不宽容、极端和排外的声音”。考虑到当下全世界各地兴起的宗教偏执和极端主义，我们在此的讨论非常及时。

在战火纷飞的中东，一股源自于基地组织区域分支的军事力量，强行控制了在伊拉克西部和叙利亚东北部的部分地区，他们把这块未被认可的领土命名为“伊斯兰国”。

虽然伊斯兰国以重生的“哈里发”为名，向全世界的穆斯林宣称其宗教权威，但实际上，他们正在进行宗派暴力的系统性行动，尤其是针对穆斯林的少数派。在昨天，就有新闻报道，在安巴尔省西部有322个伊拉克部落的成员遭受大屠杀，包括50具妇孺的尸体，被随意丢弃在井里。

伊斯兰国不仅犯下非人道式“处决”和残忍大屠杀的重罪，他们更大的罪恶在于滥用“伊斯兰”名义，渲染他们邪恶的意识形态。

伊斯兰国的暴力和残忍无道，已经违反了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在人类世界最根本的规范，即和平、宽容及平等。如果当下穆斯林社会和有组织暴力似乎存有巧合关系，我们必须考虑到今天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的情景，他们大多数处于统治精英的独裁统治之下，主要被视为自私自利和服从于西方霸权。最终，恶化当今后殖民时期的穆斯林社会的因素，更多是经济和社会政治，而不是宗教或宗派。

言归正传，情况其实并非那么恶劣，虽然以马来西亚的标准而言，情况日益紧张和严峻。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政府不但无力阻止不断增长的极端主义，而且似乎在默认及支持他们的行为，这尤其明显，当行政单位顽固的捍卫那些恫言焚烧马来语圣经的右翼极端分子。总检察长不仅拒绝起诉这种煽动宗教仇恨的挑衅意图，而且更公开表明其立场，宣称这种极端分子的行为，不过是为了捍卫伊斯兰教的神圣性。

更糟糕的是，这种种极端事件发生时，政府仍肆无忌惮的援引殖民时期的恶法如煽动法令，对付其政敌和著名的社运分子。

所有民主派都拥有共同的价值观

这不宽容的现状并不出奇，如今这个政权，于去年举行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十三届全国大选，首次输掉其大众总选票。因此，被大多数温和的马来西亚人拒绝后，他们开始倾向右翼分子的错误观念，以为极端的种族宗教情绪，能够加强他们的选票基础。换句话说，就民众向往更大的自由和民主，政府的回应就是以更专制的手法，进一步分化和压迫人民。

现在比过去更重要的是，通过倡导自由，平等和团结的价值观，对抗这种种的偏执和压迫。不只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和那些相信伊曼努尔康德关于人类固有的善良和人性尊严的理念，或是孔孟关于人类善良天性的哲学，即人性本善，而且这种善良是可以培养的，对基本观念由可兰经价值衍生出来的穆斯林民主派而言，这些都是普世价值。

事实上，人性的乐观和我之前强调的种种观念，都有根植于伊斯兰，就如突尼斯伊斯兰运动的领导人拉希德加努西（Sheikh Rachid Ghannouchi）于就其关于伊斯兰国家的进步论述所概括 – 一个在民事上立足于正义、平等、人权和民主的国家，不仅捍卫信仰自由，也捍卫良知的自由。

换句话说，所有民主派都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因此，基于这些相似点，我们希望可以为全人类的利益，打造一个共同的政治议程。这个共同的政治议程，建基于我们各个传统的共同价值观，无论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还是穆斯林民主派，都专注于面对现代社会的挑战，即良好施政，法治，自由及公正的选举和社会经济的正义。

中东世界的教训

我想借此机会反思在中东的事件，就由突尼斯复兴党（Hizbun Nahdah）开始，因为我认为我们从中可以获得很大的关联性和教训。

对全球许多穆斯林，当然也包括那些自诩为穆斯林民主派而言，伊斯兰复兴运动（en-Nahdah）是温和伊斯兰运动的典范。在已经被废黜的突尼斯独裁者本阿里的专政时期，曾经流亡海外的加努西，领导突尼斯复兴党在2011年10月的大选，赢得40%的议席。

随后颁布建基于伊斯兰价值观的民事宪法，让突尼斯成为穆斯林世界的民主指引。然而，上星期四在突尼斯举行的国会选举，复兴党却输了给世俗左翼的突尼斯呼声党（Nidaa Tounes）。是什么原因造就复兴党的倒台？

要回答这问题，回顾阿拉伯之春也许是值得的。这场发生在中东的革命，2010年12月17日源起于突尼斯，这一天，有一个想成为小商人的年轻人，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mad Bouazizi）当众自焚。接下来几个星期，为中东世界乃至于整个穆斯林世界，带来了戏剧性的变化。继突尼斯示威行动导致政权更迭，埃及人在2011年1月也开始行动，在埃及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展开大规模示威，最终于2月11日推翻了穆巴拉克的独裁政权。

成功推翻两个长期独裁者之后，世界各地的伊斯兰主义者开始欢呼，声称这是“唯有伊斯兰教才是解决之道”（al-Islam huwa al-hal）概念的成功。然而，尽管伊斯兰主义提供共同动员的思想观念和一个对有组织示威有用的结构，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引发突尼斯和埃及革命的真正因素，是经济贫困和政治压迫。

这双重动机，已经被许多研究认可，包括一个由阿拉伯人权研究所（Arab Institute for Human Rights）和阿拉伯非政府组织发展网络（Arab NGO Network for Development）发表的报告。报告指出，要打造一个建基于“尊严、自由和平等”的社会经济系统的愿望 …是这整个区域的示威者的主要要求，也带领他们做出这深刻的改变。

因此，把阿拉伯之春解读为“伊斯兰主义觉醒”的现象，或者愿意更伊斯兰化的体现，不太准确。相反，对本阿里和穆巴拉克的起义，既非宗教，也不是世俗。总的来说，这是对终结贪腐、朋党主义和政治压迫以及改善经济条件的呼声。

也因此，阿拉伯之春发生时，人民把希望寄托于突尼斯复兴党和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是希望这些政党可以在政治上带来新措施，专注于公正公平的经济分配、良好施政和社会正义。

回到刚才我们说到的突尼斯的故事，突尼斯复兴党被赋予的任务是纠正许多困扰突尼斯社会的社会经济问题，如长期失业。不幸的是，选民的普遍上都认为这个政党未能达标。失业率仍然高居不下，在这动荡不安的区域中，犯罪率更是愈益严重。复兴党在选举的失利，就在大众不满其处理经济问题手法的背景下。

区域问题专家和牛津大学教授威利斯（Michael Willis）这么认为：“经济才是重点。突尼斯呼声党被视为拥有让经济重回正轨的专业知识。”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埃及，一个由国际共和研究所（IRI）进行的民调显示，经济不满在群众印象占据最高值。例如，就埃及面对最大挑战的选项，63%人民选择“失业”，30%则选择“贫穷”。

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也显示，更多埃及人重视经济诉求多于民主诉求。82%认为改善经济条件非常重要，79%则认为司法公正非常重要。

我们从中可以吸取什么教训？

将阿拉伯之春和发生在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更实际的现况如政治压迫和经济，更甚于伊斯兰主义，我相信这是实际的结论。

关乎普罗大众之事

我们当引以为鉴，因为在马来西亚，国家以宗教之名而侵犯个人事务的事件愈益增加。这是一个危险的趋势，当国家越是试图垄断真理和声称他们是宗教的执法者，越多的压迫会发生，即便是在良好的意图下。

也许，我们一起讨论社会经济政策，会比沉迷于截去四肢的问题，更有生产性。对马来西亚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收入不平等已经是东南亚地区最严重的问题。事实上，2/3的人口有资格领取一个大马援助金（BR1M），表明我国在财富分配的结构性缺陷，特别是首相根据经济增长预测，我们还剩下5年时间，以成为高收入国家。

因此，要提供替代选择，民主行动党和民联，将致力于推动改革，以确保更大的民主空间和更公平及包容的经济。

我们要提供马来西亚人的生活水准，减少日益严重的收入差距，通过纠正系统性偏差及违规，例如扭曲市场及导致财富集中在政治精英网络手中的贪腐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针对有缺陷的做法，庇护式和不透明的采购政策，我们建议公开竞争性招标。我们也反对在目前的条件下，落实递减式的消费税，因为我们相信，富人比穷人更有义务承担更大的课税负担。我们也倡议，打破在许多领域的低效率垄断，尤其是汽车工业，电讯工业和公共基建领域。

在民主改革方面，我们认为需着手于三方面。第一，必须保障个人自由，尤其是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以及捍卫人权和法治。第二，我们必须通过增加就业机会、房屋、公共交通、医疗保健和教育，解决社会公正问题。最后，我们必须推动政治和文化多元主义，尤其是尊重这个国家少数族群的权利。

在马来西亚，无论我们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民主派穆斯林或任何其他派别的民主人士，我们的挑战就是解决人民的核心问题，即经济贫困和政治压迫。因此，与其在身份认同政治的领域兜兜转转，我们更应该提出可以捍卫良好施政、法治、自由和公平选举和社会经济正义的解决方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