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表扬马来西亚获得187最高票当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
然而，遗憾的，马来西亚并未达到纳吉设下中庸主义的国际标准，尽管他再三强调马来西亚第三次以高票进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因为世界各国认同马来西亚为中庸主义的楷模。
我们是否蒙骗了全世界而以如此高票中选，让人误以为马来西亚以中庸主义对抗极端主义而蒙混过关，世界上马来西亚和平、稳定及和谐的多元种族宗教社会正面临我国57年历史上最严重的攻击，中庸主义早已沦陷？
种族宗教仇恨言论的声量、频率及恶毒超越了过去40年的其他言论，在我国所散播的极端主义及宗教狭隘思想也达致前所未有的境界。
这种反中庸主义的证据及仇恨言论、极端主义及狭隘思想的崛起，令中庸主义面对前所未有的威胁。事实上，自我国当选非常任理事国以来的10天内，已有无数例子证明中庸主义遭威胁及攻击。
第一个例子最突出，就是社运分子阿里阿都加里尔作为多宗煽动罪受害者的一员，已逃离马来西亚寻求瑞典的政治庇护，因为他面对着当权者及流氓的无情压迫。
阿里昨天在瑞典通过即时通讯软件告诉《当今大马》他对自己生命受威胁的恐惧。
他说：“警察、流氓、土权、马来右翼分子、巫统组织全都在找我，他们当中甚至有人恐吓说要杀死我及殴打我。”
“一些人甚至说我是一个叛徒，并应该被当作人来看待。”
“大部分的马来组织如土权都说我是垃圾，而警方并没有保护我。”
阿里说这种无力感最终迫使他离开。
他说无论他是否获得庇护，他也不会放弃自己的马来西亚公民权。
他说：“我还是一个马来西亚人，而且我对此感到骄傲，因为马来西亚是我家，我的父母、家人、兄弟姐妹都还在这里。”
他说，他回家那天，将会是执政联盟垮台那天。
“希望现在的巫统倒台，而当马来西亚政府被更换后，我希望我能回来。”
有哪一位国会议员胆敢说自己比阿里更马来西亚人，即使在这个国家无法获得正义且生命受威胁也不会逃亡寻求他国的政治庇护？
上个月，另一名因为上载争议性内容而面对煽动法令及电检法令对付的马来西亚人陈杰毅，也宣布他逃亡美国寻求庇护。
若两人真的犯法，我绝不纵容阿里和杰毅，但当两人逃亡是因为无法伸张正义，甚至是为了生命安全而惶惶不可终日时，这个国家已病入膏肓。
有没有任何国会议员能告诉我，在过去五任首相在位时，有没有人因为无法在我国法庭上获得公平审讯，甚至更糟糕地担心生命受威胁，而必须流亡？
如果过去五任首相里没有任何我国公民因此流亡，那这是对马来西亚第六任首相在治理国家及实践中庸的表现最可怕的控诉。
第二个例子是 “我要摸狗”活动主办人赛阿兹米所面对的仇恨、极端主义及狭隘思想。他在有关争议性活动后，在WhatsApp、手机及面子书上接到如雪片飞至的死亡恐吓及其他憎恨讯息。
这些诽谤诋毁的言论也干扰了赛阿兹曼及其他参与活动的人士，并指控阿兹米是什叶派异端或他是基督徒或他尝试提倡自由主义。
人们可以同意或反对阿兹米的摸狗活动，但决不能在社交媒体上针对阿兹米发出死亡恐吓并及莫须有且无理取闹的指控。
阿兹米已于10月22日向警方及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MCMC)报案。
但更令人震惊的是，通讯及多媒体部长拿督斯里阿末沙比里竟然袖手旁观，推说多媒体部不会对有关死亡及暴力威胁采取任何行动，因为那时警方的工作。
他蹩脚的借口却没有阻止他的部门今年早些时候在接到吉打州务大臣拿督斯里慕克里斯在网上接到死亡恐吓后，便在报案后24小时内火速逮捕相关部落客。
中庸主义并不意味着捍卫法律及秩序时可以双重标准，并破坏社会对治国体制及我国司法的信心。
第三个例子是马来西亚大学乖离中庸地阻止安华今晚进入马大演讲，而马大学生会主席法米也因这场名为“40年：从马大到监狱”的活动而接到要求解释信。
比起恢复大学从前的国际声誉及卓越学术，马大似乎更专注于打压学生及学者在校园内的学术自由。
最近，马来西亚已连续第五年没有任何一所本地大学，包括马大，能够进入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行榜400强。
不幸的，2015年财政预算案中对此一字不提，虽然纳吉曾在9年前挑战马大在2020年进入世界50强，也就是短短的5年后。
三周前，纳吉发表推文恭喜5所马来西亚大学在2014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有所进步，及马来亚大学(UM)从去年的167名到今年的151名、马来西亚国民大学(UKM)从269名到259名、马来西亚工艺大学(UTM)从355名到294名、理科大学从355名到309名及博特拉大学(UPM)从411-420名到376名。
但对于上个星期公布我国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进入2014-2015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行榜400强，纳吉和副首相兼教育部长丹斯里慕尤丁继续保持沉默。
目前替马大及国大抵制泰晤士报的大学排行榜，却参加QS世界大学排行榜辩护的论点非常薄弱及站不住脚。
马大和国大如果参与排行榜，会不会无法进入400强？
其他4所参与排行榜的马来西亚大学，却没有一所进入400强。
但如果4所大学中有任何一所进入400强，那将是马大及国大最大的耻辱。
虽然纳吉在2005年曾以副教长的身份挑战马大打入50强，但前马大副校长丹斯里高斯•贾斯蒙博士设下了一个更为实际的目标，即在2015年进入QS全球大学排行榜100强。
马大能否达到高斯的目标？
这将是不可能任务，因为马大今年的最佳成绩是第151名。
马大应该更关注为何大学连高斯更低标准的2014年全球100强大学都无法达到，更别提首相高不可攀的2020年世界50强，而不是组织安华今晚回到母校演讲。
第四个证明我国中庸之道沦陷的例子是首相或总检察长的默不作声，已令国民对总检察长的角色与权力产生最严重的信任危机。
这是他一边厢默许土权主席依布拉欣阿里恐吓焚烧马来文版升级却逍遥法外，另一边厢大肆使用煽动罪对付没有发表煽动性言论的马来西亚人导致恐惧浪潮的争议升级所造成的结果。
持续缺乏令人满意的问责制及可以接受的解释，以证明总检察长在依布拉欣阿里的案件中不受提控，却有大量无辜者受煽动罪对付的事件上，没有任意滥用检控自由裁量权，导致他对尊崇法治捍卫公众利益的决心，也就是秉持这中庸原则，尤其是平衡、公平及卓越的素质，受到极大的质疑。
显然，煽动罪的检控政策有所改变，这在纳吉上任前相当罕见。国会及全国都有权知道这样的基础性变化的理由并进行辩论，但目前为止无声无息。
干尼的前任，从1980年至1993年担任总检察长丹斯理阿布达立及1994年至2000年的丹斯理莫达阿都拉在任期间，当时的时任首相是我国最具争议性的敦马哈迪，两人所引起的争议完全被2002年起担任总检察长的阿都干尼所比下去。
阿都干尼也得到被前任批评的“殊荣”，因为上个月达立在阿都干尼承诺检讨针对民联领袖、学者及社运分子如阿兹米沙隆教授的煽动案件后痛斥他有关煽动控诉是“迫害”而非“检控”。
干尼9月9日回应引起众怒的煽动连环控时说总检察署将检讨针对阿兹米及其他人的煽动罪起诉已经有7个星期，但空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甚至不知道有关检讨是否真有其事。
首相及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南茜苏克里（巴当砂隆）是否知道首相署检讨煽动罪的任何内容，或者他们完全被蒙在鼓里，因为他们在准备国会答复时除了照稿宣读，就无法向总检察署问责？
国会议员及大马公众有权知道总检察署的检控自由裁量权是否服务于“公众利益”，这些是否为纯粹的司法考量，抑或涉及“政治”考量，如是，这些“政治”考量的性质是什么。
最近上诉庭法官拿督沃拉(K.C.Vohrah)的公开信《对司法的怀疑》（星报，2014年10月23日）表达出了许多人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合理担忧。
沃拉与总检察署自70年代起到80年代初合作了16年，表示总检察署在宪法第145(3)条文下提出、执行或终止任何刑事诉讼的检控自由裁量权是“一个很棒的权力，应该以极大的专业精神及谨慎的态度善意行使”。
他说：“而任何印象认为总检察长行使有关权力时，存有偏见、选择性或受到任何政府部门或其他组织的压力，将令总检察署蒙羞，并导致整个司法制度的公平性存有严重疑虑。当对于有关权力的行使出现不信任时，这将是政府的失信。”
沃拉也加入呼吁检讨及撤销三项考虑因素下被提控案件的行列：
一、《煽动法令》是一项恶法，很多法学家和学者都认为煽动罪（基于普通法煽动性诽谤）已过时。煽动性诽谤是在统治者的神权不只被接受，甚至被相信是必要的时期的产物，当时立法的统治者不受质疑，且任何对统治者的批评将被视为有罪及犯法。
二、有一个人在有关法令下被提控，并在马来西亚的国家案例法中，找不到一般罪行都有的任何可作辩护的理由，如《刑事法典》或其他入罪的法令。因此这看来即使有真理、缺乏动机、有无辜及体面的理由、没有带来危害性的后果，甚至缺乏可能性或造成伤害的几率，也无法辩护。证明了言论带“煽动性”（广义及循环定义）便没有其他言论可以辩驳。这在21世纪看来十分压抑。而在马来西亚这个民主国家，想想这就是我国法律。
三、总检察长在行使他的自由裁量权提控他人煽动之前，必须忽略来自任何政治及非政治团体所施加的压力、杂音及好事者，还有正面及善意团体（不以法律施加压迫），并专注在以“每一个可能的主体都有意见和信念上的分歧”这个推动我国在2020年迈向先进国状态的现代生活本质，采取合理的相关情况起诉有关人士。
阿都干尼会否听从这位我国的杰出法学专家的理性及理智的声音，为绝大多数的思想理智的马来西亚人发声？
第五、民政党主席暨首相署部长拿督马袖强最近说一个马来西亚运动貌似自上个大选后已成强弩之末，需要东哥阿里及时强化以便更“持久”。
这不只适用于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运动，也发生在他在马来西亚的“全球中庸运动”。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的最新民调中，超过三分之一的马来西亚人认为宗教及种族仇恨对世界的危害最大，这也是印尼令人担忧的宗教紧张局势暗流汹涌，伊斯兰武装暴力组织崛起所持用的共同观感。
这个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研究组织针对世界最大危害所所作出的调查显示，32%的马来西亚人举出宗教及种族仇恨将是当今全球最大威胁。
这项国际调查涵盖了44个国家的4万8千643名受访者，马来西亚是12个国家中其中一个把宗教及种族仇恨视为世界最大危害的国家。
这项调查是在3月17日至6月5日进行的。如果在今天进行，对宗教及种族仇恨作为世界最大危害的担忧将会更为显著，以致纳吉的心血结晶全球中庸运动及他们的人员也被视为具颠覆性及“煽动性”的地步，并严重阻碍了他们的运作。
9月27日，纳吉在联合国常年大会上列出世界中庸议程的演讲值得称赞，他宣布道：“打击极端主义并非基督教徒对抗穆斯林，或是穆斯林对抗犹太人，而是所有宗教的温和派与极端派之间的抗争。因此，国际社会需要组成温和派联盟；愿意重塑他们的宗教，以及追求和平道路者。”
在纳吉阐述他全球中庸主义因素的国际论坛里，不管是牛津大学伊斯兰研究中心(Oxford Centre for Islamic Studies)、夏威夷的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re)还是亚欧会议及东盟峰会(ASEM)，当纳吉被问道恫言焚烧不同宗教的圣书的人是否属于极端分子时，我毫不怀疑纳吉的答案将会是毫无悬念毫无保留的肯定。
但在祖国马来西亚，他的政府为依布拉欣阿里恐吓说焚烧马来文圣经所找的借口完全无法接受且不可理喻，即依布拉欣阿里捍卫了伊斯兰教的圣洁，而他的行为受到宪法11(4)的保护。
当极度仇恨言论、极端主义及狭隘思想大行其道，发表煽动性及挑衅言论者却能逍遥法外时，马来西亚正朝向什么方向前进？
全球中庸运动会否有一天曲终人散，或被撤销或干脆被阉割和被废武功？
第六、最近的“外来者(pendatang)” 风波不只证明了纳吉一个马来西亚政策的失败，也是国阵巫统57年国家建设的失败。
除了沙巴的特殊个案，马来西亚的大多数人，不分种族宗教都是百分百土生土长的大马人，这个数字在半岛和砂拉越可以高达95%。
无论是巫裔、华裔或印裔的祖先是不是移民，都不能成为形容不同种族的马来西亚人为“外来者”的借口，尤其是这个词蕴含贬义、轻蔑甚至是辱骂的含义。
这实际上是在质疑马来西亚人的公民权，也就是挑战1971年马来西亚宪法中四个根深蒂固的“敏感”权利，这自动成了呼吁撤除马来西亚人公民权的煽动言论。
自70年代起，首相署设立了国民团结部门，但四十年来所投入数以千百万计的拨款都打了水漂，因为独立了57年，国内的极端分子还是在近期发表的仇恨言论中，以“外来者”叫嚣及标签一般忠心爱国的马来西亚人。
呼吁忠诚、爱国的土生土长、决定在此终老的马来西亚人严厉谴责“外来者”的说法，因为这是纳吉在联合国大会及上任首相以来不断谴责的极端主义。
质疑马来西亚人的公民权等于挑战1971年马来西亚宪法中四个根深蒂固的“敏感”权利，那首相能否告诉国会到底总检察长针对这些质疑公民权，包括抛出“外来者”标签者，在今年来悄悄被控以煽动罪的案件到底有多少。
第七、我国在过去20年的国际透明组织的“贪污印象指数”(CPI)排名上节节败退，如何能自诩为一个中庸国家？我们甚至在反贪污阵线上，还落后于印尼和中国。
在1995年的贪污印象指数中，马来西亚以5.28分的成绩，在41个国家中排在第23名。
19年后，我国经历了许多反贪污运动，包括推出两个反贪污法令、国家廉政计划、将反贪污机构升级至反贪污委员会，甚至还注入大量公款和人力推行1个马来西亚政府转型计划。
时空转至2013年，现在马来西亚的贪污指数排名，在177个国家中排行第53名，在国际透明组织100分中的50分徘徊。这比前两任首相马哈迪和阿都拉还要低。
相比之下，印尼和中国在1995年排行榜上吊车尾，前者排名第41（1.94分），后者排名第40（2.16分）。现在两国分别在177个国家中排行第114名（32分）和第80名（40分）。
在过去5年印中两国在贪污印象指数排名大跃进下，原地踏步的马来西亚将在10年以内，甚至在2020年前就被两国超越。
纳吉和反贪污委员会有什么策略来避开上述灾难？
最近，我曾说马印两国的打击贪污措施有天渊之别。
尽管最近关税局官员和砂州非法伐木活动遭到执法机构对付的新闻，获得媒体大幅度的报道，但与中国大规模反贪腐活动的“打老虎，又打苍蝇”相比，只属于小儿科。
Ernst & Young会计楼最近研究显示，马来西亚是其中一个最贪污的国家，甚至在经济不景下走捷径以求达到目地。马来西亚有权问：“为何反贪污委员会只拍苍蝇，不抓老虎？”
在过去33年的3任首相中，反贪污机构和升级后的反贪污委员(ACA)会没有把任何一只大鲨鱼关进牢里，而印尼中国两国监狱则坐满了“鲨鱼、老虎和苍蝇”的贪官污吏。
最近，刚宣誓就任的印尼总统佐科威展现其反贪腐决心，授权印尼消除贪污委员会（Corruption Eradication Commission KPK）审查其阁员候选人。
在该委员会审查后并提出反对下，佐科威就把其中8名候选人摒弃在内阁大门外。而他昨天就宣布8名替代人选，以便维护一个能够通过消除贪污委员会审查的廉正内阁。
我们的首相纳吉，是否会追随佐科威的脚步，向有威信的反贪污机构提呈新阁员名单，剔除任何一位无法过关的阁员？
上周末我在沙巴演讲时提出质疑，为何沙巴在全国贪污指数排名前列，反贪污委员会却相当安静以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反贪污委员会、首相和沙巴首席部长是否准备好把沙巴打造成一个零贪污政府？还是继续让它沉沦于贪污泥沼当中？
诸如“研究显示：马来西亚是其中一个最贪污的国家”（9月27日）、“没有任何新法律来调查过着豪华生活的公务员”（10月8日）以及“总警长要求公众监督警察”（10月23日）般的空洞新闻头条，让马来西亚人对政府微小的反贪污行动没有任何信心。
在纳吉2015年的预算案中，没有一句谈反贪污行动。
纳吉是否能解释，为何马来西亚在打击贪污上，还落后于印尼和中国？马来西亚恶名昭彰的贪污和软弱的打击贪污，如何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中庸的国家？
第八、佐科威在上周一宣誓就职，以及委任通过印尼消除贪污委员会审查的阁员后，我们看到印尼民主出现新的希望。
但在马来西亚，国人正面临着一个政治震荡，即在野党领袖安华将在联邦法院，面对肛交案指控的上诉。
总检察署在联邦法院的上诉中，要求加重安华的刑罚。对此我感到震惊，难以置信和愤怒。
根据媒体报道，总检察署指出，5年的入狱刑罚，“从公众的利益角度来看是没有达到伸张正义。”
有许多既有利益者，将采取任何手段来消灭在野党。但我要问纳吉，他是否是一名残忍、冷酷、无情的人，要安华坐牢20年，到80岁以前不能释放？
这是否有违于纳吉所推行的中庸之道？
在印尼，许多政治精英，包括部长，因为犯罪而被判坐牢，诸如：
“前青年及体育部长安迪（Andi Mallarangeng）在汉巴朗体育馆（Hambalang sports training centre）工程受贿40亿印尼盾和55万美元上诉失败后，锒铛入狱。”
“9月初，前能源及矿业部长杰罗（Jero Wacik）在一项敲诈100亿印尼盾，作为部门操作基金上，成为嫌犯。”
“9月末，民主党前主席安纳斯（Anas Urbaningrum）因为贪污而被贪污法庭宣判坐牢8年和罚款3亿印尼盾。”
印尼有关当局提出上诉，要求加重原本求性坐监15年的安纳斯刑罚，马印两国人民可以理解。
但马来西亚总检察署要求加重安华的5年牢狱的刑罚，能符合什么“公众利益”？这只是要消灭国会在野党领袖而已！
我希望纳吉政府能以常识、智慧和中庸之道，指引总检察署和其团队在明天的联邦法院撤回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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